就《敢死队》出版受挫给责任编辑的信

就《敢死队》出版受挫给责任编辑的信

××兄：　　

您好！　　

自2009-08-26你发出“我当尽力”四字回复后，四个多月未见音讯，我隐约预感有变，便在2009-12-28发邮件问讯：“2009年将终，不知《敢死队》运作如何？有何为难之事？望将实情相告。”你2010-01-02 11:42:06回信说：“正要告您。近来出版署又开会议，强调谨慎出版有关图书（包括文革）。社里及新闻出版局里审稿以后，认为内容个人色彩突出，××不太敢出（××政治第一，一贯的小心翼翼）。非常抱歉，不知怎跟您说。先建议您到别处看看。”　　

尽管《敢死队》的出版暂时受挫，我仍然要感谢你的真情：　　

五年前，我在聚会时说要写一本《狱中诗话》，回忆自己文革中蒙冤的经历时，你迅即表态说：书写成后，交给你来出版；　　

三年前，我因人生变故的刺戟，决意暂停古小说研究，全力向“自身资源”挖掘，在有生之年完成三本带有自传性的书，你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一年前，当《敢死队》处于写作状态时，你积极争取，将它列入贵社2009年的选题计划；　　

《敢死队》交稿后，你对它作出中肯的评价，说：“老师行文乃有治学之风，精确的史实面前，不需雄辩。内蕴的革命热情、待人真情、不渝爱情、奋战的智慧勇气、慎独的安然理性均展示了人性的光辉（可惜爱情用墨太少了点，比如欧阳出狱回来见到唐，不应该对坚贞之爱妻描写些什么吗，按革命年代爱情的比例，几十字就够了。）老师本身的故事胜似传奇，亦信焉。总的感觉，大学者的小说。”　　

所有这些，让我完全相信，为了《敢死队》面世，你确实尽力了；尽管《敢死队》的出版暂时受挫，我仍然要感谢你对我的支持。　　

对于《敢死队》出版可能遇到的障碍，我是有精神准备的。我2009-04-14曾代拟了一份内容简介：

本书写一个农村中学教师，因写了十年日记，在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他教过的二百名中学生，相信自己的老师是清白的，顶着很大的压力，一心要为他平反昭雪。此事受到淮阴地委书记储江的重视，1975年作出为他平反的决定，又因“反击右倾翻案风”，收回作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江苏省委和《群众》杂志的关怀下，才宣布正式平反，《群众》1979年第3期发表了潘震宙执笔的本刊评论员文章《欧阳健同志的遭遇说明了什么》，与欧阳健的《十年日记，四载冤狱》。1979年8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乐秀良由此而感发的《日记何罪!》，使众多日记蒙冤者获得解脱。此书的最大亮点，是肯定了拨乱反正时期对冤假错案的平反，表现了普通民众心灵中的美与善，总体倾向是积极健康的，对于建设和谐社会是有益的。

为了减少审批的阻力，我建议不要一般性地提涉及文革，而着重强调平反文革中造成的冤假错案。孰料仍不能获得谅解，实在令人大惑不解。　　

贵社及新闻出版局的审稿意见认为，《敢死队》“内容个人色彩突出”，这倒是说得不错的。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一信中说：“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是如此。”就个人经历而言，我毫无疑问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我敢肯定，一班“干校”“牛棚”的受难者，他们苦难程度，和我相比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我应该比他们更有资格来诉说那“十年浩劫”的真实历史；而就个人信念而言，我是毛泽东思想的信奉者，坚信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坚信知识分子必须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我敢肯定，我对文化大革命的体认，是一班“干校”“牛棚”的受难者说不出来的。我就是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为什么就不能获得出版的机会呢？　　

你建议我“到别处看看”，那“别处”，莫非不在“出版署”的领导之下么？至于“出版署”领导不了的香港、台湾，我又不想把这样性质的《敢死队》放在那里出版。看来只好先放一放了。　　

与我一生中经历的挫折相比，《敢死队》的受挫只能算是小焉哉耳。以我备受磨难形成的“无可无不可”心态相衡量，我又觉得《敢死队》暂时不出也许是好事。因为我计划写作的人生磨难三部曲－－《敢死队》、《高唐赋》与《稗海潮》，一是政治磨难史，一是感情磨难史，一是治学磨难史，它们是纵向平行、而不是前后衔接的，三者在内容上必然会有交叉。你在审稿提出《敢死队》爱情用墨太少，就是因为我想把相关内容放在《高唐赋》中去写的缘故。如果《敢死队》先行出版，就完全定型了，即使发现有什么不妥，也无法纠正了；倒不如三书同时进行，最后统盘协调，反而会使风格保持一致。这岂不是坏事变成好事了么？　　

但是，事情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为《敢死队》定下的目标是：保证它是“严肃记忆”，是即是，非即非；有则有，无则无。没有粉饰，没有想象，没有推演。有的只是对材料的考订，有序的安排，以便有效缕述事物演变的内在逻辑而已。但书中所写的“是”和“非”究竟能不能成立，不仅要经受爱我者、是我者的认可，也要经受仇我者、非我者的反诘。可惜的是，“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敢死队》表彰的爱我者、是我者，包括我四十年前的学生，亦多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而《敢死队》要揭露的仇我者、非我者，一个月前已经去世了一位。我总希望《敢死队》趁多数当事人在世时出版，以听取他们的正面的或负面的反馈，这才显示出公平和公正。然而，事与愿违，个人又有什么办法呢？　　

馀不一一，祝　　

大安！　　

欧阳健　　

[email protected]　　

2010-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