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由于这些对文革的评述在很多方面是自相矛盾和不合逻辑的（比如：如果党内真的是铁板一块，不存在路线和山头之争，那么怎么理解在1962就出现的宣扬“包产到户”的声音以及在处理“高饶事件”“彭德怀事件”中刘少奇的态度？如果文革真的是一场动乱，盲目的打倒一切，那么又怎么解释1966年会有"十六条"这样一个纲领性的文件颁布？如果当权派是一贯正确的，那么为何至今未见有官方媒体对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所描述的“五十多天”、“白色恐怖”的全面性分析和解释？如果红卫兵只是一群受唆使和挑动而头脑发热的青年，没有任何的政治诉求，又怎么理解1967-68在红卫兵之间出现的派系对立和严重的武斗？如果在文革中当权派们真的是在忍辱负重坚持工作，排除造反派的干扰恢复生产经济秩序，那么如何定义1968各地成立革委会政权，实行“大联合”和“三结合”的意义？如果在文革中只存在有造反派的一味冲击和当权派的受尽委屈，那么又怎么看待青海“二二三”事件以及“清查五一六运动”？......)以及文革中斗争的指向性目标（如修正主义，官僚主义）在文革被打压后的纷纷登台更让我认识到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以及发动文革的必要性。
观察1976年至今，当权派对于文革的否定经历了从断章取义的引用马列经典以期在理论依据上消除文革正当性到扭曲、污蔑毛泽东形象，从根本上割断人民利用毛泽东思想分析判断事物的能力，再利用宣传优势，兴起伤痕文学，将人们从对于文革目的的思考引偏至局限于“迫害”，“侮辱”，“冤案”等伤害性词语的应用范畴中，最后将文革彻底的公式化定义为“打倒一切”，“个人崇拜”，“红宝书”，“牛棚”，“对老干部的迫害”，“浩劫”等几个名词，达到妖魔化文革的目的，从而突出当权派的一贯正确，以及抹杀一切群众运动的可能，并藉此剥夺所有危害到官僚集权化统治的群众自由（比如四大权力，再比如罢工和结社（目前看来黑社会不在此列）的权力）为彻底的意识形态改造和政、经体制改革打下伏笔。
由此可见，对于文革的否定，绝不仅仅是为了单纯的否定文革，而是一方面为了彻底的抹杀群众对于官僚集权体制下所产生的种种弊端的监督功能，另一方面彻底剥夺人民利用阶级斗争思想思考社会所存在的种种矛盾的能力，达到麻痹无产阶级广大人民群众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借否定文革，也一并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社会的指导作用（在这点上我并不认为国庆阅兵出现“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队就意味着走资派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有了什么新的认识，而只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民群众的觉醒带给当权派的压力）以期为其引入西方狭隘民主概念乃至走资本主义道路扫清障碍，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要认识到抹杀文革后在意识形态方面引入的是什么，要认识到在所谓民主法制的环境下其实是更多的人失去了更多的自由和民主，要认识到官僚集团的腐化和堕落绝不是靠制订几部法律，杀掉几个贪官或者高薪养个廉什么的能解决的，要认识到在这个越是强调“和谐”的社会越是存在尖锐的、绝不相容的阶级矛盾，要认识到在GDP越来越高的社会表象下却是贫富差距的越拉越大，要认识到在西方式富裕生活的虚幻前景下是我们不断被列强吸干的、满目疮痍的祖国，要认识到那些在媒体上大肆宣扬“加速政治体制改革”，“向资本主义补课”的所谓精英们有多少是拿着美元住着洋房甚至连国籍都已经是U.S.A了。
当今中国社会所呈现出的种种矛盾和问题，越来越清晰的告诉我们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中国真正的出路！也只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是我们真正可以依仗的指导思想！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对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样保护老百姓，保护工人农民利益，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会安稳了。”这番话正是基于了对中国基本状况和国际形势的清醒认识和理解！只有祖国的富强繁荣才能真正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文化需求”，但这样的“富强繁荣”并不是来自于一些数字上的变化或者一小部分人基于对大部分人的剥削而“先富起来”，也不是仰仗于帝国主义对我们“阶级友爱”，以及在资源有限前提下的去参与建立什么所谓“全球化体系”和“自由贸易体制”。而只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方针，坚持维护大部分人的利益，坚持消灭一切剥削和私有化，坚持自立更生，自强不息，坚持信任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而不是那些所谓的精英才能真正赋予我们祖国民主，富强，繁荣的“和谐”场景。
写到这里，再回过头来理解文革的必要性和其所具有的深远影响，应当注意到的是，由于文革中当权派所具有的强大的行政、组织优势，文革这一群众性大民主运动在1976年后被打入了低谷，但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文革是一场“大演习”，它在群众中播撒下的革命火种并没有熄灭，它丰富了革命左派的斗争经验，它锻炼了人民群众处理应付各种复杂斗争局面的能力。因此，我们大可不必纠结与气恼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大民主运动的妖魔化和污蔑，因为现实的状况正是文革意义最好的注解，也使人们更能清楚的认识到修正主义者的真实面目。可以料想的是如果没有文革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也许也就不会有社会上那些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对毛主席污蔑和抹黑，但，同样可以料想的是这样的结果只能是使得党内的走资派更早、更扎实的上台。然而，如果是这样的话，在那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风波中，中国，会不会也像苏联一样的崩溃？中国共产党又会不会落到和苏联共产党一样的境遇？历史的判断拒绝假设，我们只是看到，在经历了一次次的政、经体制改革风波，承受了一次次的物价飞涨和金融危机后的中国人民变得越来越清醒，而不断掀起的毛泽东热，资本论的研究热潮，以及社会上广泛存在的对既得利益集团的批判和对于帝国主义的敌视是不是更能说明毛泽东一直强调的“阶级斗争”意识在经过文革后已经融入到了人民群众的血液中了？
当然，文革作为一种群众自下而上的监督、参与政治经济决策的大民主运动模式，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遭受了巨大的挫折和困难，这也就给我们这些后来人提出了一系列的可供研究和探讨的命题，单纯妖魔化，形式化的宣传和对待文革只能是掩耳盗铃，非旦起不到“保持稳定，创建和谐”的作用，而只能是失去一笔丰富革命经验，自毁长城！特别是在目前的社会体制下，如何正确评价文革，吸取文革的经验教训，以及从中怎样丰富和发展阶级斗争的方法与策略，应该成为我们研究文革学习文革的一大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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