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志青，一个普通的小贩，在2010年的第一天倒在了歹徒的利刃之下。2009年12月31日，叶勇华在广州白云区新市亿佳鞋城门口摆摊时发现一男子偷手机，老叶通知被偷女孩追回损失。随后小偷找到被偷女孩，女孩说出了叶，小偷伺机报复，刺伤老叶的大腿。1日晚，叶勇华叫上叔叔叶志青来到现场守候，再次发现行窃男子，于是出手擒拿，反被男子及其同伙用刀刺中，叔侄俩一死一伤。当时围观群众竟无人上前帮忙，凶手在众目睽睽之下溜之大吉。被偷女孩已辞职且不知去向。警方向很多档口老板了解情况，但很多人都不敢说，以致英雄是否为见义勇为尚无法认定。
类似的报道并不鲜见：小偷大肆偷窃，但是旁边的群众不敢管，或者管了却遭到小偷们的毒打。甚至自己给偷了抢了还不敢报警，例如深圳警方呼吁被抢的士司机勇于报警，这奇闻就见于《南方都市报》。
为什么会出现群众普遍怕小偷的奇异现象？怎么样扭转社会治安的乱象？叶志青事件后，专家又呼吁设立“见义勇为”奖，但是群众还是不敢“见义勇为”。
在50-60年代，那时的小偷现象很少，被发现后也只能抱头鼠窜，狼狈不堪，周围不管什么人全都上去指责小偷。旁边众人也立刻响应，纷纷指责。那种气氛，那种正气，简直可以排山倒海。区区几个小偷，算什么？非常轻易地会被人群的口水淹死。有一年春天，全国有数千万人上街。那期间，偷窃现象忽然很罕见了。听说一个小偷在偷一个人的包，旁边的人马上喊起来了，结果互不相识的路人都拥上去，追打这个小偷。那小偷后来蹲在地上求饶。这时有人说：“都到现在这个时候了，你还敢偷！”小偷根本不敢回嘴，更不要说凶相毕露、拿刀戳人了。所以成语说“众怒难犯”。众志成城，任何坏人都害怕！
人民的团结，人们助人为乐的本性，最后在改革中，终于消失得干干净净。现在是笑贫不笑娼的时代，谦诚致道的君子，我们称作为傻子。本分老实的好人，我们称其为白痴。骗子我们称作圣人。盗贼我们称之为好汉。这一代学者们，大肆鼓吹自私是人的本性，又为中国全社会从上到下的道德沦丧火上浇油。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别人的利益，我冒着危险去管小偷？我有病啊？”毫无疑问很多人都会这么想。不是么？天涯论坛不是有个硕士发贴说，为抓小偷而死的浙江大学生很傻吗？结果是，大家几乎全都这么想，也就形成了一种对小偷们毫无压力的社会氛围。
以后，小偷们很快又恢复了他们往日的邪气。这事情的道理不难理解。现在，小偷是成帮结伙的，而群众则是分散的、互不团结的，谁也犯不着为不认识的别人去牺牲自己。这时，尽管人民不团结，但若是有“组织起来”的人群，情况也会大不相同，人与人之间也不会再那么自私，冷漠。我想，假如有十几个同车间相识的工人一起回家探亲，那么两三个小偷，就很难对付这些“有组织”的人群。因为这些人互相帮助，可以轻易战胜这些小偷。但是，恐怕不行，我们国家现在最忌讳的，就是人们有个什么“组织”，不行！不行！不行！这是危害社会的稳定！而稳定压倒一切！有一个鼓励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改革，有一个不许请愿游行、不许贴大字报、不允许 “争论”的管教方式，人民必然会成为一盘散沙，犯罪分子的嚣张也是必然的。
鲁迅先生早就说过，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但这是被统治者“治”出来的“治绩”（大意）。前清害怕人民，五个人聚在一起就是大罪。前苏联也是如此，由于人民被排除出政权之外，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深刻的被剥夺感，对公共生活持敌对态度，只有在私人生活中才感觉是自由的；他们自我摧毁，自杀和酗酒现象严重。国家鼓励这些消极现象，因为它清楚，人民在政治上沉醉比较容易保持稳定。可见分而治之的统治之术，是不分古今中外的。
事情总是会走向反面的，在鸦片战争中，人民冷眼旁观洋人与清军战斗，一支几千人的西方舰队，就践踏了几亿人口的帝国。苏联也不例外，当苏维埃的旗帜无力地降下的时候，统治者面对的，是群众冷漠的目光。
20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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