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工人阶级重回政治舞台中心
| 作者: 徐学成 | 来源: 中国工人
中国青年报1月11日，刊登了记者梁国胜实习生周子靖文章：“中国工人何时重回舞台中央”。作者指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制度，国家的主体是工人，工人阶级拥有极高的政治地位。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由于怕诋毁成绩……，中国工人的命运和社会价值导向完全倒过来了。”这就是说：“中国工人在工作环境、安全健康、权益保护、劳动技能提升等方面，都处在‘被流放’的状态中，沦落为草根阶级他们无论多少荣耀加冕，都掩盖不住其中的悲凉。曾有一项社会调查显示，仅有1%的愿意做工人。”中国工人阶级从主人翁—领导阶级，沦落为被剥削阶级，实际上人阶级被边缘化了。从舞台中心被赶下台了。这种阶级地位的根本大变动，它说明什么呢？
工人阶级社会地位同所有制关系紧密相连。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工人阶级国家主人翁地位的经济基础。失掉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地位，工人阶级必然被赶下政治舞台的中心，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的丧失，是随着私有化实现而丧失的。要使中国工人重回舞台中心，就要遵照宪法和党章，重建和恢复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工人阶级的生命线，有了这一生命线，工人阶级才能真正地重回政治舞台的中心。有了这一公有制才有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
只有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才能保证工人阶级站稳政治舞台的中心。毛泽东同志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公有制，在我国上层建筑领域内必然要求建立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这就规定了工人阶级在政治舞台的中心地位。工人阶级脱离了这一中心，必然动摇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石及阶级基础。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必须要让工人阶级重回政治舞台中心。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规定了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政权的阶级性质。列宁指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中转到另一个阶级手中，是革命的基本标志。革命的性质、进程及其结果，决定于哪个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修正主义者使工人阶级脱离政治舞台的中心。而使资改派得势，是资产阶级的路线的产物，只有马列毛的革命路线取得胜利，工人阶级才能重回政治舞台的中心。
要使工人阶级重回政治舞台中心。就要学习通钢工人革命斗争精神。当资改派和资本家合伙搞“重组”私有化的倒行逆施时，激怒了成千上万的工人，打响了一场保卫社会主义公有制漂亮的胜仗，令人欢欣鼓舞，兴奋不已。通钢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公与私的大搏斗的实践中，他们的阶级意识—无产阶级观点有了新觉醒，他们从斗争中，深深体会到，正象国际歌所说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我们要夺回劳动成果，让思想冲破牢笼。快吧那炉火烧得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附------------------------------------------------------------------------------------------------------------------------------
中国工人何时重回舞台中央：带泪荣耀的背后
2010年01月11日 中国青年报
本报记者 梁国胜 实习生 周子靖
2009年12月16日，美国《时代》周刊按照惯例公布了2009年年度人物评选结果，“中国工人”爆冷紧随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之后，位居榜单次席。这则新闻触动了大洋彼岸中国人的神经，为什么中国人对“中国工人”的深情回想却是靠外国媒体的提醒呢？
5天后，胡锦涛总书记前往珠海市高级技工学校，亲切看望师生，了解技能型人才培养和毕业生就业情况，他还亲自拿起锉刀锉零件，并勉励学生“努力成为高素质技能人才”。
如果说在电影《2012》和“中国制造”的广告中，中国工人还是幕后英雄的话，入选《时代》周刊年度人物以及胡锦涛总书记“没有一流的技工，就没有一流的产品”的话语，让中国工人站在了舞台中央，在聚光灯下接受人们的审视。
尽管“中国工人”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成了2009年中国留给世界的背影之一；尽管胡锦涛总书记到技工学校的考察和讲话，已经把技术工人提到了一个高度，给了职业教育工作者办学的信心，但是在珠海市高级技工学校校长张中洲看来，社会对培养技术工人的职业教育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中国自古受“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影响，认为孩子只有上了大学甚至走上了仕途才有前途。而另一方面，很多用人单位在招聘员工时也总是把文凭摆在首位，甚至看毕业的院校。这些观念都会阻碍职业教育的发展。
同时，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了这么多年，培养了大批中、高级技能人才，他们已经成为中国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并没有改变世界对中国工人的看法，这跟过去“中国制造”处在产业链的低端是符合的。北京大学中国职业教育研究所所长、中国就业促进会副会长陈宇面对2009年底发生在中国工人身上的几件温暖的事情，有很多的感慨。“现在我们要向产业链的高端发展，为实现‘中国创造’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
打工者的国际形象仍未改变
看到登上《时代》周刊的4名“中国工人”没有一名是高技能人才，都是在生产线上从事着简单操作的低学历外来打工者时，陈宇有些不服气，认为她们并不能代表中国工人的全貌。
陈宇的不服气是有理由的。
过去30年来，职业教育为经济起飞培养了至少3亿劳动力，特别是在后备劳动力培养中，我国3000多所技工学校，以400所高级技工学校为中坚，以200所技师学院为龙头，每年为社会培养150万生产和服务第一线的骨干人才。尤其是1999年以来，高等职业教育随着高等教育扩招开始了大发展时期，高职教育为各行各业培养出了大量优秀的高技能创新型人才，我国工人的结构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
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国外对中国工人仍然停留在低技能打工者层面的印象。
虽然不服气，但是陈宇也知道这种看法和过去“中国制造”处在全球制造业产业链的中低端是符合的。
近几十年，随着全球产业分工加快，中国成为世界的加工厂，“中国制造”无处不在，但是我国企业产品平均合格率只有70%，不良产品造成的损失每年近2000亿元，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与核心竞争力低下，产品很难与洋品牌相匹敌，“Made in China”在国际上许多地方，只是制作粗糙、价廉而物不美的代名词。
于是，国外对中国工人的认识停留在低技能的打工者层面，也就不足为怪。
带泪荣耀的背后
如果不是《时代》周刊将高调感人的评语和西方媒体的普遍感激献给这些外来打工者时，恐怕人们很难意识到“开胸验肺”、“讨赔偿金不成怒杀老板”、“徒步赴北京上访”等事件带给工人的悲苦与伤痛。
中国工人在工作环境、安全健康、权益保护、劳动技能提升等方面，都处在“被流放”的状态中，沦落为草根阶级的他们无论多少荣耀加冕，都掩盖不住其中的悲凉。曾有一项社会调查显示，仅有1%的人愿意做工人。
在中国社会政策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杨团的记忆中，这几十年来，中国工人的命运和社会价值导向完全倒过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制度，国家的主体是工人，工人阶级拥有极高的政治地位，技工被社会所景仰和尊重。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由于怕诋毁成绩，很多负面问题并未说出来，社会价值发生了改变，房地产大亨巧取豪夺、贪官污吏骄奢淫逸、社会名流为富不仁等事情竟然被人们所理解，最光荣的工人农民却被人们看不起，他们甚至连最基本的生活也无法保证。
“创造社会财富的人处在社会最底层，国家最主要的人群得不到尊重，这就表明我们的社会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连外国人都看出来了。”杨团说，中国社科院早在10年前就提出了保证社会公平的问题，但是长久以来社会公平只被当做经济问题来处理，并未上升到政治问题的高度。“中国工人”入选《时代》周刊年度人物，是美国人提醒中国人要反思，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到底存在着什么问题，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高技能人才是未来必需
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成功抓住世界范围内制造业大转移的契机，利用廉价劳动力的巨大竞争优势，走上了强国之路。随着中国经济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创造”已经成为历史必然。
“我们的企业和工人都没有准备好，都是仓促上阵。”杨团说，高技能工人(中级工以上)仅占工人总数的1／3，将近一半的工人是高中以下学历。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以大机器为生产主体的生产方式，已经变得比较分散。产业工人被技能工人循环替代，大量工人失业和技术工人特别是高级技术工人短缺的矛盾，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加快日益凸显，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
在杨团看来，胡锦涛总书记前往珠海技工学校，表明了中央已经意识到，中国的人才结构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了。“中国制造”要向全球制造业产业链高端发展，技工已经成为人才的一个短板。
“我国最高领导人前往专门培养高级技术工人的学校视察，未必是对外媒或舆论的回应，但确实是正面表明了中国政府对工人地位和作用的立场和态度，中国工人应该得到社会的尊重。”陈宇认为，胡锦涛总书记此举表达了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高度关怀和支持。
职业教育应该如何迅速提高劳动者的从业素质和训练水平，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培养出高素质的技能人才，这是我们要深思的问题。
在张中洲看来，职业院校首先要负起责任，办学定位一定要准确，保证自己所培养的人才有一定的技术含量，现在的就业市场常常出现这样一种情形：本科生和高职生争职位，高职生和中职生争职位，而中职生和农民工争职位。这只能说明我们的专业设置和教学模式没有与市场对接。
“企业的机器设备和技术都可以用钱来买，但技术工人买不来，技术工人一定要按照规范的要求培养。”张中洲认为：“职业院校的努力方向应该在于增强职业教育的办学活力，先反思自己的办学定位是否准确，专业设置是否科学合理，培养的人才是否满足社会和企业的需求，有的学校有个黑板有个教材就敢开课了，这显然不行。只有职业学校自身的形象改变了，才能改变别人对职业教育的看法，中国工人才有更好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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