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评价一下“拿富”网友说的文革童年

评价一下“拿富”网友说的文革童年

下面我用＝号将拿富网友说的原话和我的评价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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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童年也是在农村度过的，期间正是文革时期，不过与老陶同志在县城不同，我是在一个地地道道的小村里度过我的童年的。小村给了我许多快乐，但是，文革期间的很多荒唐事也给幼小的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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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这说明了毛泽东时代的小村是能够给童年许多快乐的，但是后面并没有展开来讲快乐，但这一句快乐，是主线。一个儿童快乐意味着什么？一定不是在饥饿状态下长大的，而且还有学上，这在他们小村的几千年下来，有可能是历史上第一次有学上。文革期间也有许多荒唐事这也是对的，我可以作证那个时候有许多荒唐事，但是，他这个童年并不是文革的受害者，说明了文革不残害儿童。当然，大人肯定有百分之五的人很倒霉，这也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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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反标事件。

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一天从县城里来了警察，骑着摩托车，就是电影里日本鬼子骑的那种三轮摩托车，这是我第一次现实生活中看见警察，看见摩托车。发生了什么大事？原来，是我们村的一面墙上出现了反标，即反革命标语。一面墙上有人用歪歪扭扭的笔迹写着打倒毛主席五个字。这还了得，在文革那个年代，这是杀头的死罪！很快，写反标的人就查出来了，竟然是我们班的班长，一个小女生。原来，作为刚上学的一年级小学生，我们学习的第一课就是毛主席万岁，刚学习了这几个字，这个小女生就把毛主席三个字写到了屋外的墙上。没想到，墙上还有打倒XXX两个字，这样的句子是那个时代小孩子间互相吵架时常常写的，这个小女生只擦掉了XXX三个字，没擦掉打倒，打倒两个字她也不认识啊，结果成了反标的罪犯。万幸的是，查这个小女孩的出身，发现其爷爷是逃荒来到这个村子的，三代贫农，所以家里的大人没有受到牵连。否则，如果其出身为地主富农之类的，结果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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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一个人从三岁开始记事，直到小学一年级，就是七到八岁的时候，整整三年多，才第一次看到警察，这说明了社会治安良好。而破的案也不是什么刑事案件，更说明社会治安良好，就是说，如果没有那个反标事件，有可能这个作者一直上到初中都没有见过警察都是真的。此外，他从三岁开始记事直到七岁，整整三年，村里并没有一个大人，一个地主或者富农，仇恨毛泽东仇恨到了要写一个标语“打倒毛主席”，说明了他们村里的人普遍对毛主席还是感到热爱的，否则也不会认为看到反标是大件事。

另一方面，说明了阶级政策起作用，就是小孩子干了什么，法律是不追究的，同时大人也没有被追究，说明了当时虽然有极左政策，但是，一个小孩写了反标，大人只要是阶级好，就无事，这反映了当时的真实，这就说明了当时大人的安全性。这也说明了当时的政权办事情还是有谱的。一旦政权办事有谱，那人们就会感到恐惧，例如台湾的柏杨，本来是给一个外国漫画搞了翻译，结果就是十几年徒刑。而这个文中也说明，在文革期间他们村就没有一个人被判刑入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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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被宣布有毒的儿童歌曲

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老师教给我们一首儿歌《小松鼠》，歌曲旋律很优美，歌词也通俗易懂，适合孩子，所以很受孩子们的欢迎。可是突然有一天，老师向我们宣布，该歌为大毒草，不能唱了，我们都很吃惊，不能理解。当时不理解，现在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那个时代有多么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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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有可能是瞎编乱造。为什么呢？假设这个作者是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则三年级的时候，也就是九大召开前后了，社会一稳定，许多已经被判定为毒草的歌曲就已经不准唱了，当然小学老师也不会吃饱了撑的去教。而后来则中央统一出了一批歌曲，叫《战地新歌》一二三四集，加上聂耳冼星海的歌曲，加上列宁喜欢唱的歌曲，等等。而在那之后，并没有出现过在文革期间创作的歌曲被判定为大毒草的。

在网上搜索儿歌《小松鼠》，因为我从小各种儿歌都会唱，就是不记得有这个小松鼠，网上的结果表示，有一个叫《小松鼠》的儿歌是改革开放之后创作的，也没有流传开。而更多的网上的小松鼠，则是文革期间《小松树》的错写，而《小松树》从来就没有被定过是大毒草。

通常而言，如果有一个儿歌是大毒草，老师就不教了，不会还向儿童们宣布的。其实文革期间也没有什么大毒草名录，也就是只有中央已经规定的，《战地新歌》里已经有的歌曲，才能够唱。而不能够唱的，也并没有规定就是大毒草，而是“尚未通过审查”。

事实上，文革期间是从1969年开始，就是正式能够播放的文艺作品，如歌曲，电影，都是“已经通过审查”的，而正式的媒体不允许播放“尚未经过审查”的片子，但是也在陆续通过审查，因此，不好说当时不允许在公开场合播放的文艺作品就都是大毒草，因此也没有那么宣布过。真正宣布过的大毒草，也是有数的几个，如《武训传》，《清宫秘史》。其它还有大量的作品，也不是说大毒草，而是说其中内容存在一些问题，也包括一些演员被发现是国民党特务什么的。

此外，我也已经指出过，任何革命政权，在创立初期，为了存活，不被镇压掉，必然经历一个文化管制期，就象动过手术的病人有一段卧床休息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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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被批斗的坏分子
在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参加村里的批斗会，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批斗会，全村的人都去了，该批斗会是由公社组织的，批斗的都是公社的坏分子。印象最深的，也让童年幼小的我感到恐怖的是，两个全副武装手持钢枪的民兵，拖着一个脸色苍白，头发凌乱，不能走路的妇女的场景。人都有怜悯之心，儿童更是如此，我看到那个女人，当时的感觉一是很可怜他，而是感到恐怖，因为那个女人被在地上拖着，像拖死狗一样拖上了批斗台。后来听家里大人说，那个女人是因为得罪了干部，在水库边洗衣服时，把干部老婆的洗衣盆扔到了水里。真实的原因，我现在也不知道，但我想，更大的原因是因为那个女人出身不好吧，她得罪的干部利用这个理由，官报私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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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承认到现在也不知道那个女人被批斗的原因，那本来也属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而且，我是参加过一些批斗会的，在文革后期的批斗会通常和刑事犯罪有一些关系，例如盗窃，打架斗殴，等等。因此，人不可貌相，有的时候一个脸色苍白的妇女，有可能是一个人贩子（当然是现在才有，那个时候没有人贩子），你在街边看到的一些可怜乞讨的人，你真认为他们可怜？此外，我在文革后期经历的批斗，都已经没有那么形式化了，把人拖着走，我看到过。我也没有听说过有“得罪干部”这个罪名，那个时候的干部都是可以得罪的，正如那个时候的小岗村，有一句话就是“算盘响，换队长”，与网上的这种来历不明的回忆相比，我更相信小岗村的历史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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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被颠簸而死的猪


我小的时候，记得有一次公社里开农业学大寨的成果展览，在村边的公路上，看到浩浩荡荡的车队在游行，其中有用纸做的玉米模型，有一辆汽车那么大。最惊奇又可笑的是，听大人说，有一个村子，养了一头800斤的猪，此猪理所当然地被作为成就拉去展览了。可能是此猪太胖了，结果没等拉到成果展览的会场，在路上便一命呜呼了。可见，官老爷吹牛，官出数字，是有着悠久的历史与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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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这里，就说明作者实在搜肠刮肚弄不出什么恐怖事件了，什么游行啊展览猪啊，这种事情改革开放，甚至全人类全世界，都是稀松平常的了。那美国还展览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呢。这说明当时的儿童多么幸福。如果是一个伊拉克或者阿富汗的儿童，那就会回忆什么自杀性爆炸啊路边炸弹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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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挑灯夜战农业学大寨

小学的时候，因为喜欢唱歌，所以被老师选进了学校的合唱队，经常到公社去参加演出。印象最深的一次演出是在本村，去田间地头慰劳为了农业学大寨，晚上挑灯夜战，耕种农田的农民们。农村的习惯，耕地地都是白天进行，这一次让农民晚上去耕地，还要动员小学生去搞慰问演出，显然只是作秀，为了配合上级农业学大寨的指令。农村的小孩晚上睡觉都比较早，那一次晚上搞的很晚，很累，结果演出后，累得连妆也没卸，就回家上炕睡着了，所以印象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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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很深的不过就是一个故事，说明了不是常态，其实搞演出也是挺好玩的事情。一讲到这里和现在的社会也没有什么不同。好象去年还有新闻说有小学生站在操场冻病了的。此外，一说到那个极左年代搞的农业学大寨，我立即想到的，还是小岗村二十三年未向国家缴一粒粮还年年吃供应的事情，说明了这种事情不过就是一个形式主义，根本不影响农民或者儿童的劳累，并不是天天都演出，如果真有天天演出的精神，也不至于二十三年未向什么什么的。

而且，是“因为喜欢唱歌”才选进了合唱队，因此，如果不喜欢进合唱队倒也简单，说自己嗓子坏了也就不去了，不会遭到严刑拷打什么的。而如果现在，因为喜欢唱歌进了娱乐圈，经历的故事应当更有趣，例如跑场子跑到下半夜，想要出名还要被潜规则，还有什么娱乐公司签合同什么什么的。你说那是成人？但是我也见过在深圳街头特别小的姑娘被家长逼着拉二胡唱歌的，这个经历，文革期间的儿童是不可能有的。当然，现在的街头唱歌的小姑娘，也特别幸福在于，她唱歌是有钱挣的。我敢说文革期间的少年儿童合唱团没有钱挣，瞧，多么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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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来我家吃派饭的干部

可能那个时候的干部，如公社或县里的干部都有定时到村里驻点的规定。我的外公是外国的爱国华侨，属于站在共产党这边的华侨，所以我的姥姥家在村里生活是最好的。印象很深的是每次县里或公社派干部，吃派饭的时候都是安排到我们家，住也是我们家，可能因为我们家生活水平最高吧。那时平常农民的饮食都是玉米饼子为主，再加上点蔬菜，只有过年过节才能吃饺子馒头。至于喝酒吃菜，更是过年时才能享受到。我姥姥家虽然生活好一点，但也就是平常吃一种掺和玉米面的馒头，比农民稍强，喝酒吃菜只是来客人或过年时才吃。

但当时每次干部来我姥姥家吃派饭时，我都是特别高兴，因为每次吃派饭，都是有酒有菜，像过年一样，由村干部与我家男长辈陪着，他们吃完后，我也能沾点光呢。当时是孩子，不觉得什么，但现在想想，他们为什么不到普通人家去吃派饭呢？不是与群众打成一片，同甘共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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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这么说，当时的干部专门找家庭生活条件好的家庭去吃派饭，文中也没有讲到这个派饭是要缴多少钱多少粮食。这也难怪，小小年纪这些事情可能是不懂的。

我小时候听说的一个故事，不是自己亲历的，就是当时的红卫兵中有很差劲的，搞长征大串连，步行行军，来到一个农村的老百姓家里，就吃吃喝喝，吃完之后农民就向他们要钱，他们就打了白条说是问县里要，当然还有公章。农民到了县里，县里也很为难，但是最终还是给农民报销了的。因此，我的看法就是，吃派饭从来不是抢，不是要强吃老百姓的东西，是有一个伙食标准的，要给老百姓付钱的。

文中最后提的问题很有趣，几乎是在给毛泽东的左的错误做注脚，那是不应当的，我们如果要站在彻底否定文革的立场上说话，那就必须说我们的干部都是好干部，而不能够说什么“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这样的或者类似的要导致文革发生的观点。甚至最后的问号如果要让毛泽东来回答，也许毛泽东就会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主张七八年必须再来一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