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文章说了司法不公的原因，这篇且说说司法不公的表现。主要表现是司法待民太苛，待官太厚。老百姓“偷窥”是强奸未遂，弱女子拔刀自卫是故意伤害致死，ATM故障信用卡多取17.5万判无期，而贪官们贪3580万判无期，贪两亿判死缓——这意味着，在中国，信用卡透支是比利用权力贪污受贿至少严重200倍的罪行。
这还只是表面的区别，实际情况是，老百姓的无期是真正要把牢坐穿，而贪官们无论无期、死缓，只要不是“斩立决”，能够在牢里呆满5年的，已属罕见，还不用说老百姓坐牢和官老爷坐牢待遇上的巨大差别。
贪官们总有千奇百怪的理由减刑、免刑、提前出狱。原因之一是，贪官们实际贪的钱往往远远大于法院判决时认定的数目。只要把部分法院未认定的贪污受贿款项说出来，就“立功”了。所以，做贪官的秘诀是：要贪就多贪，大贪，贪得越多越安全，将来“立功”的机会也越多。
如果这样还不行，可以在狱中写书，据说这也是对社会的巨大贡献，靠写书减刑出狱的贪官如今已不知凡几。于是，入狱的贪官个个摇身一变成为大学问家，写书、出书不亦乐乎——领导干部素质就是高呵，身在狱中，心系天下。怪不得有贪官在法庭受审时坦言：还想在原来的职位接着干，继续为人民服务。
如果这些手段还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干脆直接“保外就医”——爷不陪你们玩了。于是人们经常听说，一些身强体壮的贪官因病危“被迫”保外就医，出来后活蹦乱跳，有的又“干出一番事业”，看起来红光满面——外面的空气显然更有益于贪官的健康，谁说中国的执法缺少“人性化”？
即便这样，还有人认为，法律对待领导同志们实在太苛刻了，于是他们呼吁：提高贪污受贿罪的定罪数额标准，取消这类案子的死刑判决——人们毫不意外的看到，持这种主张的“法律专业人士”，与几年前为刘涌案签署“专家意见书”的人颇有重合。这些人利用法律专业知识和特殊地位，为权贵、富豪效力，已经到了只做婊子、不立牌坊，肆无忌惮的地步。
上述这一切，都是在“从严从重治腐”的口号下发生的。贪官“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罪”在许多国家比照贪污受贿罪的最严重情节量刑，而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最高刑期只有10年，不久前还是5年，谁说中国的人权标准不如西方？这也印证了民间那句老话：“坦白从宽，把牢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
如果真正“在法律面前官民平等”，以透支17.5万判无期为标准，贪污最多到50万总要判死刑了吧？反腐只要是真反，做起来其实很简单。只要公布这一条，同时不再搞什么缓刑、立功减刑，认真搞几个示范案子，用不了多久，腐败分子立马就会夹起尾巴；而现在这样，听由贪官们折腾，立功减刑，借口是减少成本，挽回损失，实际效果却是贪官越治越多，成本越来越高，损失越来越大。
如果真要反腐，任何有正常头脑的人都知道该作何选择，但现实情况却总是作出相反选择。制度选择的示范效果，不是把王宝森变成孔繁森，而是把孔繁森变成王宝森。除了目的就是保护贪官外，人们想不出其他解释。
当然，不仅仅是为了保护“已经暴露”的贪官，更多的出发点可能还是为了保护那些“没有暴露”的贪官——如果法律把一切都订死了，杜绝了人为操作、上下其手，“挽救”、“捞人”的空间，在明知必死的情况下，仅仅出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共产主义理想，犯事的贪官也可能把同志们供出来——这真是太危险了！
总之，如果不能把一切都掌握在自己手中，还“潜伏”着的贪官们将严重丧失安全感。倘若那样，中国就真的是个“不人道”的国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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