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一．从动机而言，是为了“振兴中华”，是为了民族的生存与发展！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
毛泽东实践革命，是为了救国救民、振兴中华，这是没有疑义的！从他青年时期的诗文作品中，更可印证：
1915年5月，毛泽东在《悼友人易咏畦》挽联中说：“胡虏多反覆，千里度龙山，腥秽待湔，独令我来何济世？”
1915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挽易昌陶君》五古中说：“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列嶂青且蒨，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
及1937年4月5日的《祭黄帝陵文》，毛泽东就更加坦率言志了：“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最后毛泽东说：“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
从“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这十六个字，就可以看到毛泽东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确是在实践着自己的平生志向、兑现着自己的祭陵誓言。1976年6月15日，毛泽东同华国锋等人进行重要谈话。他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在毛泽东眼里，发动文化大革命与实践新民主主义的中国革命，是完全相提并论的！
毛泽东用来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四个存在”理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毛泽东并且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什么叫“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能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不是为了“振兴中华”、不是为了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吗？
二．从目的而言，是为了埋葬几千年来的吃人传统！
毛泽东要在六十年代中期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因为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而且此前几年的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都不能解决问题，故只有采取断然措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
为何毛泽东对修正主义及资本主义复辟的意识形态如此深恶痛绝？这从毛泽东在1919年7月21日的《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可见一斑。毛泽东说：“（九）之自由讨论学术，很合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人类最可宝贵，最堪自乐的一点，即在于此。学术的研究，最忌演绎式的独断态度。中国什么“师严而后道尊”，“师说”，“道统”，“宗派”，都是害了“独断态度”的大病。都是思想界的强权，不可不竭力打破。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在学术方面是“道统”、“宗派”、“思想界的强权”，在政治方面就是“修正主义”、“走资派”、“当权派”了！这一点在《红卫兵战歌》中说得很明白：“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学术的“宗派”强权，政府的“黑帮”官僚，不都正是奴役了中华民族二千年的元凶魁恶吗？
三．从方式而言，是要在运动中歼灭反动势力、培植民族元气！
毛泽东在1917年4月1日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就提出了“天地盖惟有动而已”的哲学思想：“人者，动物也，则动尚矣。人者，有理性的动物也，则动必有道。然何贵乎此动邪？何贵乎此有道之动邪？动以营生也，此浅言之也；动以卫国也，此大言之也，皆非本义。动也者，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朱子主敬，陆子主静。静，静也；敬，非动也，亦静而已。老子曰“无动为大”，释氏务求寂静，静坐之法，为朱陆之徒者咸尊之。近有因是子者，言静坐法，自诩其法之神，而鄙运动者之自损其体。是或一道，然予未敢效之也。愚拙之见，天地盖惟有动而已。”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亲自宣传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号称“大民主”。在宪法中，曾有这样的条文：“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
文化大革命，正是毛泽东“天地盖惟有动而已”的哲学思想的实践！
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还说：“动之属于人类而有规则之可言者，曰体育。前既言之，体育之效则强筋骨也。”
毛泽东正是要利用群众的政治运动来强民族的“筋骨”！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武汉致信江青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支持文化大革命的人认为，文革是“一个普遍解放的时刻”，是反官僚化和等级化的产物，是平民的“黄金十年”。其实，这正是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的这个哲学思想的实践：
“故生而强者不必自喜也，生而弱者不必自悲也。吾生而弱乎，或者天之诱我以至于强，未可知也。”
四．从更深习意义来理解四大，就是为了振兴中华、为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而选贤与能！
毛泽东在1919年7月21日的《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就说：
“尚望于“研究”的精神之后，继之以“批评”的精神。现代学术的发展，大半为个人的独到所创获。最重〔要〕的是“我”是“个性”和中国的习惯，非死人不加议论，著述不引入今人的言论，恰成一反比例。
“我们当以一己的心思，居中活动。如日光之普天照耀，如探海灯之向外扫射。不管他到底是不是（以今所是的为是），合人意不合人意，只顾求心所安合乎真理才罢。
“老先生最不喜欢的是狂妄。岂知道古今真确的学理，伟大的事业，都系一些被人加着狂妄名号的狂妄人所发明创造来的。我们住在这繁复的社会，诡诈的世界，没有批评的精神，就容易会做他人的奴隶。某君谓中国人大半是奴隶，这话殊觉不错。”
这里说的虽然是学术，但毛泽东在政治方面强调“不破不立，大破大立”，道理不也是一样吗？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与鲁迅先生一样，都是最勇敢的反封建战士，是几千年来吃人传统的批判者、反抗者与埋葬者！
所谓接班人的问题，归根究底就是“选贤与能”的问题：选出学术的贤能、革命的贤能、民族的贤能！五四运动要“外抗强权，内除国贼”、“打倒孔家店”，其伟大的意义之一，就是为“选贤与能”扫除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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