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摩罗先生答卢麒元先生的《摩罗的局限性》一文
——皆谈当代青年的使命
1。卢麒元先生似乎误解了摩罗先生，其实摩罗先生只是提出一个问题，而没有说自己能解决这个问题。
摩罗先生实质上指出的是：中国文化和体制特色乃至所谓的“国民性”，并不是中国近代衰败的根源。指出的是五四思潮中存在的片面倾向，而不是全盘否定五四运动。五四前期的功绩在于否决了“辛亥”、“北洋”精英中盛行的“外交出主权”的腐朽观念，以实际行动维护了国家、民族的实际权益。需要指出的是孙中山先生属于辛亥英雄，蒋介石则不过是典型的“辛亥”精英，其寄希望国际干涉驱散日寇绝非偶然。五四后期的功绩在于引入了马克思主义、创建了中国共产党，进而引爆了大革命，将改造中国的设想首次付诸实现。但是需要看到的是，其中存在诸多将中国文化传统过于贬低，甚至几乎灭绝的极端倾向。这在当时是有一定的客观进步性，因为不破不立，不先拆散往往难以优化组合。然而，只破而不立只会意味着民族自我灭绝，时至今日该是反思过去展望未来的时候了。今后的中国不再是外来主义的试验场，而是取长补短形成自己的并且可以泽及世界的主义的时候了。当然，这样的主义必须是真正具有思想的主义，而不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庸俗主义！
2。卢麒元先生将孔子与犬儒主义混为一谈，与《孔子》影片的导演与演员没有本质区别：‘口头上崇拜仁信礼义，行动上男盗女娼’，是典型的庸俗主义。
长久以来又一个偏见就是将孔子与犬儒主义划上等号，在这些人眼里儒学就是单纯的中庸之道，孔子天然是汉奸效忠主子的挡箭牌。这个观点除了对儒学派系(法家其实不过是儒家的一个分支，西汉的儒学与魏晋时有本质区别，前者维护大一统，后者保护庄园主)和庸俗化过程不了解外，主要是信奉了唯心主义：认为文化或者学说是造成中国近代衰败的根源。他们天真的认为：只要没有孔子和儒学的主导地位，中国就少有灾难、至少不会在近代衰败。犬儒主义的滋生与汉奸的层生，乃至中国人创造性的窒息与民族悲剧，都不是孔子与儒学的结果，而是违反“不患贫而患不均”的庄园制与佃田制主流化的直接后果！所谓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大规模私有化才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大地产所有制一方面激化阶级矛盾，一方面奴化人际关系，还直接削减国家的财力和兵力，造成封建国家的积贫积弱。魏晋南北朝的庄园盛行造成五胡乱华，宋明清的租佃制度造成连续不断的民族悲剧。西汉的强大来源于对豪强的打击和郡国兵，隋唐的庞大无疑要归功于均田制和府兵制，明朝前中期的稳定与限制土地兼并和实行卫所制度有很大关系。严格地讲，将文化中的因素作为主要矛盾看待而绝然铲除，本质上并非毛克思主义而是夹杂着机会主义的庸俗主义，与自由主义没有实质区别。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要振兴一个国家关键在实行适度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至少是国有制，而不是强奸自己民族的文化和思想。
3。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出路在于马列化，主要需要本时代的青年来完成。
仍然传统思想文化并非“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主要因素，但是其中存在的庸俗主义成分无疑具有相当的消极作用，要想尽快振兴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有必要予以适当改造。这场改造的目的不是大规模杀伤，而是有目的的定点清除：重点清除庸俗思想。而庸俗主义与思想最大的特征在于想当然，其实质只能是唯心主义，所以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采用唯物主义来检验和改正。具体来讲，就是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客观地检测传统思想文化的正确与否，正确的给出哲学原理从而拓展，错误的或者被歪曲地改正之，马列主义确实没有考虑周全补充齐全。这个过程中最关键的是要实事求是，而不是得过且过和稀泥。现今所谓的“中国化”策略从实际结果看，无非是要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庸俗主义——“中庸”来企图改造马克思主义。最后的结果必然是：画虎不成反类犬搞成四不像，迟早要成为人们饭后的谈资甚至千古流传的笑柄。所以，要想完成马列化指望御用的学者是不可行的，只能依靠本时代有觉悟的学者来完成。理论上将以摩罗先生为代表的成长于七八九十年代的学者，有可能在这一过程中起到决定作用。然而，由于无论知识构成还是切身体验，都决定只有学者化的本时代青年才是主力军。因此，青年的任务主要任务终究还是学习，在学习中实践，也在实践中学习，学贯中西、学通文理，然后才能完成自身的使命。
至于最终结果到底是什么呢，不难预见就是：天朝体系与世界大同的结合，或者东方式苏维埃联盟的全球化。如果用一句简单的语言来表述 ，那就是：我们才是今后世界的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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