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为学超乎一般，且在历史上起到重大作用的优秀人物，往往被后人称之为大师，并且敬仰有加。二十世纪初，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为救亡图存而引进西学、改造教育的蔡元培先生；抨击时弊，唤醒民众，开一代文风的鲁迅先生、胡适先生；以革命性的理论，破旧立新，推动社会变革的陈独秀先生、李大钊先生都堪称这样的文化大师、学术典范，且个人品质、对国家民族的高度责任感及献身精神，均近于完美、无可挑剔。因此，近百年来，一代代的后人学子，莫不以其为精神导师，人格榜样，学习范本，而加以推崇、研究、继承并发扬光大。
但是，在中华民族悲惨的近代历史背景下，在救亡图存的危急关头，作为后人我们可能永远都无法真实的体验他们忧心如焚的急迫心情。他们不约而同的从不同角度用不同的方式，在文化领域掀起了一场破釜沉舟完全彻底的文化革命，以求从根本上改变萎靡不振的旧习，把新鲜的血液尽快的注入民族的肌体，以挽救危在旦夕的中华民族。其动机无可置疑，其作用也已经被历史所证明，其功绩也被后人所肯定。
但是，先贤大师们在民族生死存亡危难的催迫下，在那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受到各种不利因素的局限和制约也是在所难免的，所以历史性的注定了他们根本不可能从从容容地为我们建立一套完美无缺的教育体系和文化体系。作为后人我们也没有资格要求他们那样做，因此，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今天，对前辈先贤们的精神遗产和文化遗产进行客观理性的研究整理，以使其更加完备更加健康，是我们后人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以便使前辈们建立的教育文化体系能够为我们今天及未来的发展进步提供更加有力的文化支撑。
但是，现实却呈现出另外一种态势，教育已经被改造为一种牟利的手段，大师们建立的活的学说被当成了冰冷的武器，充满灵性的思想被僵化成一个个神仙的牌位，这难道是他们所希望的吗？他们以毕生之力苦心经营所要达到的难道就是这样的结果吗？
不是！一定不是！我推想，当私淑他们的摩罗，拿起检验的放大镜，审视他们的学术体系的时候，当摩罗指出存在于他们文化体系中缺陷的时候，当摩罗提出修正改进他们的体系的时候，我想尽管摩罗的思想未必成熟，方法也未必得当，漏洞粗糙之处也在所难免，但是他们不会感到一丝的不快，相反，他们会感到无比的欣慰，因为他们永远是活的大师，而不是死的灵牌，他们一定希望，他们苦心建立的学说是一股清流，而非一潭死水。如果让他们指定一位传承衣钵的弟子，我想他们也许会选定摩罗，因为他们是真正的大师。具有自我扬弃推陈出新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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