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不久的2009年,有人称之为“官员自杀年”。据不完全统计,这一年有13名官员非正常死亡,仅12月就有6起,其中大部分是自杀。2010年伊始,两月间又有5名官员非正常死亡。官员心理状况再次成为关注焦点。

专家认为,官员自杀的主要原因一是官场人际关系微妙而复杂,晋升压力很大;二是受腐败的牵连。而减轻官员压力,关键是增强干部选拔过程中的竞争性、公开性和程序性因素,减少“上面有没有人关照”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干扰。

觉得能升迁是自己的运气,现在,领导要求创新性管理,自己完全应付不过来。工作中处处遇到困难,被同事们在背后笑,压力特别大,活着没意思。——重庆刚被提拔的某年轻副处焦虑的心声

2010年伊始,一连串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让官员自杀这一冰冷的字眼再度回到公众面前。

2月5日凌晨5时许,茂名市检察院检察长刘先进从湛江市赤坎区中山一路某大院某幢8楼其住宅跳楼身亡。经初步调查了解,刘本人近期以来身体一直不好,严重失眠。

据不完全统计,刘先进是2010年第五位公开报道的“非正常死亡”的官员。

1月13日,河南省邓州市建设局墙改办主任刘云峰在接受纪委调查时“跳楼自杀”。

1月18日凌晨,陕西省勉县纪委副书记、县监察局局长冯某从勉县医院住院部7楼跳下,经抢救无效死亡。

1月20日安徽省蚌埠市人大常委会一名副县级官员从该市行政办公中心综合楼坠楼身亡。

1月30日晚,浙江省温州市发改委主任黄河参加公务招待,发觉身体不适被送往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跳楼、开枪、割腕、上吊……

他们这样结束自己的生命

在岁末年初的喜庆氛围中,“官员自杀”竟成为网友频繁搜索的关键词,以“官员自杀”为关键词的网络搜索结果多达500多万条。

近年来,关于官员自杀的报道不绝于耳,但去年和今年似乎尤为频发。

2009年12月和2010年1月,共有10起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发生。跳楼、开枪、割腕、上吊……官员自杀的手段十分多样。河北省蔚县教育局局长葛祥自伤左腋窝部位,伤及动脉,血流过多,抢救无效,医生称这种“割腋自杀”方式非常罕见。近年来,自杀官员级别从省部级、厅局级、县处级、科级,每个层级都有。自杀的省部级高官有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山西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王通智。

厅局级官员包括江西省上饶市委书记余小平,他曾经是江西省最年轻的市委书记,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位自杀的地级市委书记。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主任张喜武夫妇,今年4月份在家中自杀。

县处级、科级的自杀官员就更多了,如安徽蚌埠市统计局局长刘敏,福建福鼎市质监局局长翁华铭,安徽固镇县财政局局长殷勇,江苏射阳县地税局局长沈忠良,河南宜阳县公安局长白山等等。

逾六成官员认为

压力主要源自官场人际关系

官员为何自杀?

逝者已矣,不能再向公众解释自杀的原因,而有自杀动机的官员的心声,则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问题的答案。

近日有媒体报道,重庆34岁的男子周伟自从被提拔为副处级干部后,常出现焦虑情绪,动不动就给父亲打电话称要自杀,甚至买了大量安眠药放在家里。

父亲搞不懂,儿子现在有车有房,媳妇很爱他,两岁的儿子也很乖,职位刚升迁,生活没出现问题,为什么还想自杀?

周伟他觉得,能升迁是自己的运气,现在,领导要求他进行创新性管理,他觉得完全应付不过来。周伟说,因工作中处处遇到困难,同事们背后笑他,“压力特别大,活着没意思”。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龙立荣长期关注职场精英心理健康,他分析官员自杀的原因主要有三种:一是官场人际关系微妙而复杂,官员晋升压力很大;二是责任政府之下,官员发展的压力越来越大;三是受腐败的牵连。

《人民论坛》杂志曾对全国各地100多名官员心理健康问题进行调查发现,80%以上的官员、特别是基层官员普遍存在较大的“心理压力”;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不平衡”、“心理疲劳”及“压抑”心理。64.65%的受调查者认为,官员的压力源主要来自“官场潜规则对个人政治前途的压力”。

同样是官员自杀

内地与香港关注点迥异

虽然说“死者为大”,但不少网民对自杀的官员并没有“口下留情”,当自杀原因尚未查明时,有网友宁愿相信他们是“畏罪自杀”。有些网友甚至一听说官员自杀,就会条件反射般地想到其死肯定与腐败有关。有人甚至还幸灾乐祸:“马上要开始出国之行啦,又少了一个花钱的,笑死了!”

茂名市检察院检察长刘先进的死亡也没能逃脱这样的质疑。而警方给出了“疑因健康原因引发精神焦虑而自杀”的调查结果。

事实上,不少自杀官员生前政绩斐然,口碑良好。刘先进坠楼身亡后,省检察院检察长郑红表示非常惋惜,并感到十分痛心和震惊。据纪检监察部门介绍:刘先进任茂名市检察院检察长以来,从未收到一份反映他涉嫌违法违纪的举报。在今年的省“两会”上,来自茂名的人大代表对茂名检察机关以及刘先进的工作表现也表示了充分肯定。

无独有偶,江苏射阳县地税局局长沈忠良生前连年被评为该县财税工作先进个人,当地宣传部门负责人称他为人“没有话说”,口碑相当好,也没有涉嫌腐败、作风问题。

2003年,香港特别行政区警务处助理处长张之琛跳楼自杀,很多媒体从临床心理学方面解释了原因。同样是官员自杀,为什么关注点不一样?公众的反应也不一样?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院长肖滨向记者分析了原因。

他说,香港对官员行为的制度安排更为严密,官员的腐败机会很少;此外,香港官员的收入较高,腐败欲望较低。在此背景下,官员自杀更多的是因为个人问题。而在内地,腐败没有完全遏制住,不少官员自杀就是因为腐败,这让公众形成了一种思维惯性。

肖滨说:“正常情况下,应该对官员自杀个案具体分析,不应一刀切。”

增强干部选拔的公开性和程序性

降低官员晋升压力

如何防范官员自杀?

龙立荣说,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官员在各种社会场景之间的角色频繁转换,很多时候不得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他们的内心世界常常被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体系撕扯。而当下中国的心理干预机制尚不完善,这就需要官员根据个人的能力属性,设置更加合理的职业目标。

广州市一检察官称,现在不少干部是“三门干部”———出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又进“机关门”,由于缺乏艰苦历练,心理素质不如经过大风大浪考验的职业政治家,远远不如出生入死,九死一生的老一辈革命家。他认为,应注重从基层选拔干部充实党政领导机关,“有了基层的历练,妥善应对复杂局面、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往往更强。”

而肖滨认为,减轻官员压力,关键是减少干部选拔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因素。他说,时下某些官员能否升迁,学历、工作经历,职业素养等有时并非决定性因素,重要的是“上面有没有人关照”。而怎样才能获得上级的亲睐,其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很多,为处理好官场人际关系,不少官员费尽心思,心理压力因此而生。对此,应该增强干部选拔过程中的竞争性、公开性和程序性因素,更多地尊重民意,让普通老百姓介入干部选拔当中,使官员晋升有章可循,从而降低因前途不可预期造成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