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等到那一天才去反腐败

不要等到那一天才去反腐败　　

蔡金安　　

近期官方媒体连续发文强调反腐的重要性，把“反腐”提到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地位，有文章称“当腐败现象严重并且直接伤害到广大人民切身利益的时候，就有了起义，有了革命，有了新一轮的改朝换代”，笔者认为此话很中肯，决不是危言耸听。　　

中央纪委研究室研究员邵景均在最新一期《求是》杂志上撰文《居安思危重在反腐败》，指出任何政党、政治集团执政以后，都面临着失去政权的危险。在和平建设时期，危险主要来自执政党内部的腐败。执政党只有坚决反对腐败、有效地预防腐败，才能保持执政地位，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他指出，纵观人类历史，虽然每一次政权更迭都有着复杂的外部原因和多种表现形态，如外敌入侵、自然灾害等等，但就其内部原因而言，都与执政者的腐败有本质上联系。执政者腐败程度较轻的时候，人民尚可忍耐。当腐败现象严重并且直接伤害到广大人民切身利益的时候，就有了起义，有了革命，有了新一轮的改朝换代。　　

该文说到了要害之处。纵观我国几十年来严峻的腐败现象，腐败已渗透到各个领域，造成党风和社会风气严重败坏、国家和人民利益严重受损。官员贪腐成风，欺上瞒下，鱼肉百姓，造成民怨沸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反腐倡廉建设呈现出新特点。邓小平形象地指出：“打开窗户，新鲜空气进来了，苍蝇蚊子也进来了。”一些党员干部被腐蚀，不正之风来势很猛。　　

资改派贪腐成风，害国害民，也造成两极分化。1987年，邓小平意识到两极分化、搞资本主义对中国社会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他说：“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29页） 1990 年，他又说，“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 1990 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64）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经济逐步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由于种种原因，腐败现象更加易发多发。　　

邵景均认为，之所以总是坚定不移地反腐败，是因为党始终清醒地看到腐败现象的严重存在，看到腐败现象的严重危害：其一，腐败会改变我们党的性质。其二，腐败会使党失去执政地位。其三，腐败会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化为泡影。　　

他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再加大反腐倡廉建设的力度，为什么腐败现象还是“易发多发”呢？胡锦涛同志对此作了精辟的分析：一是一些党员干部没有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经不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二是在体制改革过程中，各方面制度还不完善，权力运行还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三是社会上还存在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从我们的工作方面看，教育不扎实，制度不完善，监督不得力，仍然是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高度重视。胡锦涛同志强调：“在和平建设时期，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的话，腐败就是很突出的一个。”　　

腐败不除，国无宁日，民无生路。一次次群体事件并非偶然，从深层次分析，暴露出的正是存在官员腐败的大问题。贵族瓮安事件发生后，省委书记石宗源在贵阳召开的瓮安“6·28”事件阶段性处置情况汇报会上谈了“6·28”事件的教训。他说，“6·28”事件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要进一步稳定群众情绪。贵州的各族群众是非常淳朴善良的，也是非常通情达理的。瓮安“6·28”事件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省委副书记王富玉分析认为，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之一，是群众的一些合法利益诉求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在移民搬迁后期扶持、违章建筑拆除、矿权纠纷处理、国企改革改制中，出现了各种矛盾，沉积的有影响的重点信访案件就有二十多起，各种矛盾纠纷没有得到及时化解。大量积案和积怨的存在，是导致党群干群警民关系紧张，甚至出现了仇官、仇警、仇富心理的重要原因。　　

腐败已经像炸药包，“爆炸”只等待某些特殊事件这个导火索了。不要等到人民举行起义那一天才去反腐败。重庆动真格的打黑反腐，初见成效。应像重庆那样反腐。正如《学习时报》说的那样，“反腐应学重庆打黑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该文指出，“打击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及其违法活动，在全国已有多年，但此次重庆“打黑”，却震动全国，效果明显，影响空前。”　　

不管腐败者有多高的背景，都要义无反顾地反到底；不管付出多大代价，都要换回清正廉洁的社会。　　

                 2010.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