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下楼送客，恰见几个孩子正在比“富”，比一比谁收的“压岁钱”多。只见一个女孩说，“我姥姥给了我600，说是六六大顺。”一个男孩不屑地说，“我姥爷给了我800，说让我一辈子都‘发’。”另一个小不点的女孩说，“这也值得宣耀啊？一位不认识的叔叔给我爷爷奶奶来拜年，一进门就夸我漂亮，并随手塞给我一个‘红包’，他走后打开一看，你猜是多少？”“多少？”“5000！”乖乖！……看到如此场面，那真是感慨万端！
以往，每逢春节拜年时，长辈总要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据说可以压住邪祟，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清人吴曼云《压岁钱》的诗中云：“百十钱穿彩线长，分来再枕自收藏，商量爆竹谈箫价，添得娇儿一夜忙”。由此看来，压岁钱牵系着一颗颗童心，而孩子的压岁钱主要用来买鞭炮、玩具和糖果等节日所需的东西。
我对压岁钱最早的记忆，是在五岁那年的处夕晚上，母亲和父亲一边下着水饺（后来才知道叫年夜饭），一边让我给早已端坐在炕上的爷爷奶奶去拜年。我老老实实跪在地上，对他们说一些刚刚学来的“拜年话”。就见奶奶从枕头底下拿出一张崭新的2角钱，笑得合不拢嘴说：“乖孙子，快过来，奶奶给你压岁钱。”而父母则是等我睡着后才把2角钱悄悄塞到了我的衣兜里。那一年是1956年，是一根油条才卖2分钱的年代。
我这辈子收到最多的一次压岁钱是在1964年春节，那一年，穿着崭新海军军官服的大姐夫回家过年，我去拜年时，他大方地给了我6张崭新的1元人民币。至今，大姐夫给我压岁钱的场景仍然记忆犹新。
到了1966年，父母给的压岁钱已涨到5角，拜上一圈年也能收入3、5元，这对于15岁的我来说，简直就是一笔“巨款”，我时常会为如何花这些钱绞尽脑汁。1968年我17岁时，也是我最后一次收到压岁钱，总共11元。父亲将1元钱递给我后说：“往后你就是个大人了，再拜年就不给压岁钱了。”那一刻，我陡然有些失落，真想时光倒流，还做小孩子。
两个月后，我就当兵离开了家，成了真正的大人。2年后回家过春节时，在母亲提醒下，我才意识到自己应该履行一个大人的职责，给拜年的晚辈们准备压岁钱。我送出的第一份压岁钱是给我的外甥，用红纸包着的1元，那可是我“月工资”的1/7啊。
又过了些年，压岁钱就像芝麻开花一样，“节节高”了起来。从5元、10元、20元、50元、100元，涨到了现在的攀富斗富。压岁钱也已不再局限于红包，更多的长辈选择带孩子上书店购买书籍和学习用品，以及MP3、手机、相机、电脑等。更有了“买黄金给孩子当压岁钱”的报道。大年初一，在江苏中金太平南路专卖店，一位年逾七旬的南京老太太带着一大家子人，掏出30.3万元现金为孙辈们买了1公斤的黄金压岁钱，营业员仅现场为其编串压岁钱的红绳就花了1个多小时。（《扬子晚报》2月17日）
早期的压岁钱相对来说还算保留了一些它的本源，但随着这些年来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金钱至上拜金主义的不断泛滥，人们越来越漠视压岁钱本该具有的象征意义，转而追求其现实利益，所谓的“压岁钱”正在逐渐变味。现在与其说是给孩子压岁祝福，倒不如说是大人间利益博弈的一种变相的表现形式。君不见，压岁钱不再是偷偷摸摸给，而成了很多人的公开表演，成为一场显示自己财气与实力的晋级赛；其次，对给压岁钱的功利性也很有讲究。如果知道这个压岁钱一定能通过其他途径收回来，或对未来的回报抱有较高预期，那么就出手阔绰。反之，则会随风就俗简单表示。
压岁钱表面上给的是孩子，实质上给的是孩子背后的家长，其厚薄也视乎于关系的远近以及投资回报率的预期。这压根就不是在“压岁”，而是人们在穷得只剩下钱后所孽生的一种恶性病，这种病的传染大大淡漠了人间的亲情、传统、道德及家庭关系，不仅祸在当代，更将殃及千秋。
难道不是吗？！大人的一言一行，孩子都会看在眼里、记在心头。大人以发压岁钱多挣足面子为荣，孩子以收压岁钱多为傲。整个社会都陷入一种对金钱狂热的崇拜甚至膜拜中，都以攀比虚荣至上。长此以往，这个社会将不复人伦、感情以及礼义廉耻，人们之间的交往除了金钱、欺诈外，还会有什么呢？
再想想，其实也不只是压岁钱，不只是过年，不只是亲情……当今社会，又有哪一样不是在逐渐变味呢？钱包鼓了，脑袋空了；酒盅满了，友情淡了；电话多了，见面少了；节日多了，感觉没了；富人多了，公平少了；文凭高了，工资低了……这到底是福是祸呢？！
山东省阳信县国土资源局 邱海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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