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这个问题要下个断语也不容易。“精英”的提法大概是改革后才有的，比如网络语言“白、骨、精”的“精”，就是指精英。国民党统治的时候，动不动就把那些压迫人民的人说成是“党国精英”，劳苦大众对此很是讨嫌。可能是为了和他们相区别，解放后人们很少提到精英这个词，那时候称先进人物 为劳动模范、积极分子、建设功臣 。因此，精英们到底是谁，我只好举例说明。
有这样一类精英。他们早先大都是殷实人家的子弟，只是生不逢时。帝国主义打入国门，国破家亡，少爷固然是做不成了，生存也成了问题，只好参加革命，当了“革命同路人”。他们当年抱着资产阶级的革命理想参加革命，不满意封建主义的腐朽专制，也不满意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希望民主革命成功后能当个“文明”的少爷，或者“文明”的老爷。他们对民主革命后的社会主义革命看不顺眼，讥讽半社会主义的集体化搞早了，搞糟了，是社会主义乌托邦。为了抗拒中国民主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的历史必然性，他们甚至不惜作践自己的光荣历史，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当年革命是跟着一帮民粹主义分子搞起来的，犯了超越历史阶段的历史性错误。按他们的想法，事情总有个先来后到，封建社会过了就该是资本主义社会，至于搞社会主义，那是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是几十代人，乃至上百代人以后的事。有的网友称这些人为“皓首老贼”，快则快矣，只是近乎刻薄，对他们在人民革命中做过的贡献，我们还是应该肯定的。但话说回来，为养育革命势力（包括这类精英），苏区人民也拿出了最后的一碗米，最后的一捆稻草，献出了最小的一个儿子，连淮海战役的胜利都是用独轮小车推出来的。这类精英不愿意搞社会主义，没有谁去勉强他。尽管总理当年说过“晚节不保，一笔勾销”这样的话，也只是希望他们珍惜自己的光荣历史，为人民事业再尽一份力，并没有真的勾销他们入股革命应得的红利。这类精英曾经慷慨做楚囚，血洒黄土地，有资格享受人民给予的崇高荣誉和优厚待遇，但他们也须明白一个浅显的道理，既然革命赖工农之力，就应该有命大家革，有饭大家吃。工人农民愿意搞社会主义，不愿意赶走地主后又弄个资本家骑在头上，这是天经地义的。
有这样一类精英。解放后，工人农民要继续革命，在为公有制进行原始积累的同时，也节衣缩食供养和培养了一批知识分子，这类精英就在其中。社会主义建设红火的时候，他们还能和工农相结合，看到个别工人只有一件衬衫，就给自己立下规矩：“一个人不能拥有两件以上的衬衫”，甚至“左”到只坐社会主义的木凳，不坐资本主义的沙发的地步。开放国门后，他们到西方镀了一层金，回来就照葫芦画瓢搬来了一套经济模式。说资本主义还有发展空间，有成熟的发展机制，花气力搞公有模式没有必要；说公有制产权不明，属无主财产，要明晰到私人；说工人阶级没有能力配置资源，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应该由市场说了算；说几千万人下岗沦为弱势群体，是建成中产社会必须付出的代价，就像冬天过了一定是春天一样，如此等等。有些网友说这些人是资本家的“走狗”，实在是委屈了他们。其实他们搞资本模式时，中国并不存在资本家。不过，民族资本家一夜之间“梨花开”，拥有几百亿，上千亿的身家，当然得益于这类精英的资源“配置”。老百姓称这种现象是“没有爹，找个爹叫”，真是再恰当不过了。但是这类精英在引进资本软件时，挂了一个木马，就是化公为私。当年搞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时，工人阶级也“配置”过资本家的资源，但那是作了价的，并且不管企业是否盈利，每年都付给定息，“饿死三千万”的情况下都没停过。可见工人阶级对丧失了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给予了深切的“人文关怀”。可是这类精英“配置”工人的资源时，不但无账可查，竟连工人存在国家账上的养老基金，住房基金，医疗基金，教育基金都“配置”了。换言之，他们竟将工人用于再生产劳动力的未来资源也“配置”了。如此高明的“配置”技术创新，恐怕连华尔街印美钞的老板也自愧不如，甚至连想都不敢想。
所谓精英就是这样一些人。如果非要给这些人下个断语不可，就是一些自觉或不自觉地推行少数人压迫大多数人事业的人。确切地说，就是一些宣扬“剥削有理”的人。可见博友所说的精英定义也有些道理，以少数人压迫大多数人，居然还能说出道道，自然是些能人，有本事的人。据说，著作等身的夏衍同志称，自己的作品除了一篇《包身工》还有点意义外，其它就不足为外人道了。我相信，这是一个为“芦柴棒”们奋斗了一生的人说的真心话。但我听说《包身工》已从中学课本中删除了，虽然如此，我还是愿意引《包身工》中的一句名言作为本文的结束：“索洛警告美国人当心枕木下的尸首，我也想警告某一些人，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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