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0年代毛泽东喊出“湖南独立”到1940年代毛主席的一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再到1970年代“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中国经历了从被殖民到走向世界的“千年未有之变局”。于是又想起马克思的洞见：个人的自由解放有赖于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国家、个人的自由平等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
英、法、美在国内民主方面，德、俄、中在世界民主方面形成一种分进合击的局面。前者的民主以殖民体系来维持，后者的民主以民族主义为支柱，所谓“外争族权、内争民权”是也。继而，产业链的全球分工与协作已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势，在核恐怖均衡的基础上（太阳原理），天下文明已是大势所趋。
就近而言，哈大的劳伦斯·哈里森在《文化为什么重要》一文中谈到，在美国提出“伟大社会”和“向贫穷宣战”口号三十年之后，拉美裔美国人有30%仍处于贫困线之下，印第安人失业率达70%，黑人则有27%的贫困率。这种国内经济的种族结构是否让人联想到殖民体系的国际分工呢？同样已处于全球体系之中的中国，东西部的发展状态也是亚非拉与欧美两极分化的衍射投注。经济结构的国际接轨是殖民战争以来世界板块碰撞之结果，没有全球结构失衡的解决，国内失衡也无从解决；反而言之，国内平衡的联动是解决世界性结构危机的现实途径。
从而，把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美国的少数族裔问题与亚非拉统一战线联合起来（如伊斯兰新教运动、拉美独立运动、非洲解放联盟），使民族、宗教运动与无产阶级运动有机结合起来，最终实现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双向对冲。唯其如此，才能从根本上瓦解阶级内部、民族内部的不平等（如《斯塔克宣言》），从“以他人为地狱”的世界进入美美与共的大同。
劳伦斯在《地理与文化》一节提到：
几乎所有发达的民主国家都在温带，而穷国大多在热带……新加坡、香港和半个台湾都在热带，它们的成就堪与日本媲美，说明儒家问哈的作用胜过地理条件。韩国、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境内的华人少数民族还有热带秘鲁、巴西境内的日本裔少数民族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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