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来我国在国际外交上的一个战略失误

三十年来我国在国际外交上的一个战略失误　　

王志光　　

一　　

其实早在《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发表的时候，也就是在1972年，毛泽东与周恩来就已经打开了通向西方的经贸开放之门。关于这一点学术界也给出有说服力的证据。直接参加这个时期中美关系正常化外交周旋的老一辈外交家大都持这样的观点。比如著名外交家　唐闻生　女士就提出关于我国对西方世界开放的时间应该追溯到1972年的问题。　　

在如何面向和发展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进行经贸往来和引进、输出科学技术方面（包括对非洲世界实施经贸往来和经济援助等）的问题，毛泽东、周恩来等是有通盘规划和战略思考的。尤其这个时期我国的“对外开放”是以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为支撑和指导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在我国开辟第三世界经贸市场以及文化交流方面显示出巨大的效应和蕴涵着深远的战略意义。没有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我国在世界外交舞台上就不会出现耀眼的形象，就不会得到牢固的、统一的有利于我国驰骋于世界并发挥作用的第三世界联盟。因此，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指导我国外交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思想依据。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我国半导体技术、航空技术等取得突破性进展并能大批量地投入生产以及在农业方面成功地完成了以北方小麦和南方水稻为主攻的一系种子改良的前提下，中国在这个时期的对外开放取得了惊人的效果。中国可以向发展中国家也包括第二世界国家出口大量的半导体技术和产品，喷气式飞机也开始出口，从美国进口的整套先进的粮食加工设备生产线提升了我国粮食加工的水平，使小麦、水稻和玉米等精细加工的农产品进入了国际市场。我国在毛泽东去逝时，能造成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外汇储蓄居世界首位的可喜局面，毫无疑问，这是在我国坚持独立自主、提倡首创精神和积极主动争取外援，努力开辟国际市场、扩大国际贸易交流的结果。在开辟国际经贸交流市场的过程中，毛泽东注意同发展中国家建立和保持长期友好的关系，采取援助与获益相结合的对外原则，同时积极主动打通与发达国家的技术交流和贸易往来，拓宽了我国在世界经济领域活动的空间。这是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在经济外交上的最引人瞩目的伟大成果。　　

二　　

我认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建立国际统一战线”、“提倡自力创新精神”、“独立自主外交政策”、“拓展对外贸易空间”，这“五个方面”体现了新中国别具一格、独有特色的外交思维，是决定我国在20世纪七十年代能迅速地打开国门、走进世界并赢得世界的关键因素。更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是：这个时期我国的对内对外的政策是统一的、系统的，一方面注意保持和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往来与合作，另一方面更注意利用和创造通往西方世界的各种有利条件。最典型的“乒乓球外交”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道理。我认为，这个时期我国的内外政策、路线和方针的确定，基本上是以毛泽东在五十年代末发表的《论十大关系》讲话里的基本思想为原则的。关于这一点，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得很清楚。　　

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总的方针指导下，我国既同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建立外交和扩大经贸往来关系，又坚定地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从而开拓出“潜在”和“现实”两个世界市场。这是毛泽东的外交思维，也是必须坚持的外交原则。这里我所谓的毛泽东开拓出“潜在”和“现实”两个“世界市场”，即指直接作用于第三世界的“现实市场”和即将面向的对中国有更大发展帮助的西方科学技术、经济管理、商业开发的“潜在市场”。我认为，毛泽东开辟的这两大国际市场，对他逝世后的中国稳步地走进国际大环境以获得更大的自主发展空间具有重大的现实和长远意义。改革开放三十年在外交领域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证明了毛泽东的上述外交努力的深远意义。　　

毛泽东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将外交视野有计划、有步骤地从主要关顾社会主义阵营开始投向第三世界里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并在国际社会上努力争取和团结第二世界国家，最后成功地握手于第一世界的美国，从而孤立以武力威慑我国的苏联。中国成为世界上有影响力的一极。中美苏三国鼎立于世界舞台。到毛泽东逝世时，我国已经与第三世界的绝大部分国家和西方主要的资本主义大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新中国诞生后的三十年的世界外交史表明，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地将中国带进世界并使中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发挥影响力、推动力的伟大战略家。　　

毛泽东促成的有利于中国发展的世界政治新格局，为中国全方位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为进一步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个坚实的基础当然包括了坚实而有活力的工农业基础、坚实而有活力的外交基础、蒸蒸日上的科学技术基础和不敢被藐视的国防基础。谁不顾及这些坚实的基础而去高谈阔论最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那都是违背历史事实的错误做法，抑或是别有用心、另有企图的做法。这种做法当然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必然要受到历史的嘲笑！　　

三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全方位融于世界的步伐加快。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从加入世贸组织到努力做出让西方世界承认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地位的种种姿态，这种融合的步伐更快。应该说在融于世界经济主流这个做法上，从理论上说是站得住脚的；从长远处考虑，这样的思路也是正确的，无可非议。就是毛泽东在世，他也绝不会对此思路提出反对的意见。　　

不过，我认为，在改革开放这三十年尤其是前十年里，我国在外交上有一个重大的战略上的失误。这就是我国基本上忽视了与第三世界的国家继续建立巩固的全方位往来的战略伙伴关系，没有从终极点上看第三世界国家对我国现实和未来发展以及在国家安全上的重大意义。从加快发展科学技术和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角度，我国将自己的外交视野投到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这是必要和富有前瞻性的；但把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作为我们发展的一种负担给卸下来，这就是外交战略上的“短视”。与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全方位的关系，学习他们在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上的先进经验，这是必须的，但弱化或忽视与第三世界的全方位关系就使我们丢掉了一个真正地具有未来意义的大的经贸消费和技术转让市场。任何强大起来的国家，都有它自己稳定的国际市场，从发展的长远利益去看待这个问题，第三世界才是我们的真正的市场和获得在国际政治经济等诸方面的可持续性发展的保证力量。　　

进入20世纪八十年代，由于我国新一届的执政集团在国际外交战略上的这种失误，造成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辟的第三世界的阵营所蕴涵的巨大作用，在改革开放这三十年间并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这是令当今中国人不能不去反思的事情。　　

世界历史不能埋没和否定这样的事实：在美国看重第三世界这个大市场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主政的中国就已经打通了步入以非洲第三世界国家为主的路。所以有人说，当西方殖民主义者退出非洲的时候，毛泽东的中国却大踏步地挺进了非洲，与非洲曾经遭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剥削和压迫的国家建立互助友好的国家间的关系。这不仅仅是一个胆略的问题，更是一种超人的外交战略智慧。没有宇宙般的胸怀，是不可以做出这样的外交选择的。　　

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这种外交战略思维是他们的同时代的任何一位世界政治家和外交家都不能与其比肩的。天才外交家乔冠华深深折服于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思想，他曾激动地说：要亲自写一部新中国的外交史，要把毛泽东伟大的外交思想和取得的伟大成就写出来，让世人知晓。可惜乔冠华没有来得及完成这部著作便与世长辞，从而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遗憾！　　

四　　

在20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开始重新注意和修复与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这是我国在日趋变化的国际环境里，重立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显示负责任大国形象的一种外交战略上的“觉悟”。但此时的这样的一个“觉悟”却距离放弃毛泽东时代奠定的外交战略基础已经将近20年了。　　

现在，国际形势不能说就始终朝着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方向变化。我想，国际环境能否朝向有利于我国“和平发展”的方向转变，关键得看我国当代处在执政地位的政治家们是否有意识、有能力地将国际各个方面的因素牵引到更加有利于我国“和平发展”的路向上，在这一点上执政的政治家们要有新思维、新战略，要打出有中国气派的新外交牌。不能一味地适应所谓的国际“新潮流”，跟在个别的大国后面唯唯诺诺地做事。毛泽东时代之所以取得辉煌的外交成果，绝不是“被动等待”或是“听命他人”，而是“捕捉时机”、“创造条件”、“另起炉灶”、“联合抗衡”、“主动出击”，新中国的外交因此而充分地显示出了中国的智慧，中国的风格。　　

毛泽东开放的外交战略思想应该给当代中国执政的政治家们以深刻的启示。　　

(　2010年02月26日　修订于心明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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