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心，顾名思义是人民对客观外界事物现象产生的内心想法，如果再把这种想法用某种特定的形式表达了出来，那就是民意。无论民心还是民意，都是客观存在于这个社会现实中的一种实实在在的东西。只要是有人的地方、有国家及社会形式的存在，民心和民意就一定会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客观存在着。
据史载魏征曾对唐太宗李世民说过：“民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这是劝谏李世民在治理国家时不可以不重视民心与民意的力量。也正由于李世民重视民心与民意，励精图治，才能有唐王朝的悠悠几百年江山。但也有对此持相反论调的，就有说法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就把人民群众视作了统治阶级治下一种会说话的工具，只可以随意支配他们，而这些人是不配也不能有什么知情权的，更遑论其它什么参政、议政权了。历史的发展规律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如果统治者持后一种论调与做法，无论他们怎样的穷凶极恶、暴力恐怖，但最终都不能逃脱王朝覆灭的可悲命运。而哪些曾经高高在上的权贵们，也自然逃脱不了觉醒了的人民群众的彻底清算。
民心、民意是绝对不可以小视的。说厉害了其势可滔天发作，其后果是足以直接冲垮统治者处心积虑的森严壁垒，成为历代改朝换代的最直接作用力。但在有些时候（这“时候”有时很短，有时却能维持较长的时间），这民心、民意却如同一个弱而可欺的无依女子，那就是任何强权势力都可以肆意凌辱，完了还要说自己的强暴行为是顺应和满足了这遭辱女子内心欲望要求的。所以才会有“强奸民意”一词的出现。
民心、民意被强奸的时候似乎总是居多，自主的婚配形式却少，这又是为什么呢？
比如上世纪前半叶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明明是强盗恃仗武力明火执仗地打上门来烧杀抢掠，却偏要美其名曰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国内就有一些汉奸走狗公然为其张目、帮凶。是时中国人民的民心、民意又被强盗侵略者强奸了。但万幸的是饱受蹂躏的中国人民渐渐觉醒了，于是这原先涓涓细流的民心、民意被一股力量先是激活，再是汇聚，到逐渐洪大，后汹涌澎湃、势不可挡。于是侵略者的末日也就来临了。这起关键作用的一股力量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
我们知道，解放前的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似乎注定了中国人的潜意识里有殖民和封建思想作祟。封建思想导致小农经济，闭关锁国；而殖民思想孕育的土壤必然盛产汉奸、走狗势力。做汉奸、走狗无不是为了个人的一己之私，但为了蒙蔽人民，口头上却还要冕冠堂皇地挂着一些骗人的所谓“理论”。如抗战时期的“曲线救国”，现在的“中美国”，“救美国即是救中国”……如果不从上到下彻底地撕下这虚伪阴险恶毒之极的骗人面具，人民群众还会被蒙骗欺凌下去。
比如今天，明明自吹自擂的所谓“改开搞”已把中国引向了一条死胡同，却仍在痴人说梦般地呓语着被民主，被法制，被小康，被强大……还要说中国“特色”的“改开搞”是顺应中国人民的民心、民意的。我们怎么又好像听到强奸犯在发表言论了，但这强奸犯已与当初的东洋鬼子有了天壤之别。他们这个队伍里有着许多的所谓“专家、精英”，就是这些“专家、精英”在为着强奸犯张目、帮凶。这些帮凶嘴里还要叫嚷着一套蛊惑人心的说辞。不同于当年小日本的是，现在他们的奸淫是骗奸与强奸联合交替并用，就是不但玩弄了你，还要让你一边陶醉着受虐的感觉，一边感恩戴德做歌功颂德状。
为什么民心、民意被蔑视、被欺凌，因为经过了三十年的“改开搞”的中国特色，有人自忖中国人民的民心、民意早被他们左右的四分五裂、微不足道了。奋发向上的报国之心在这个社会日渐式微，代之以起的是日甚一日的人心不古、自私蝇利、苟且图存占据了这个社会的主流。“资改派”卖国势力集团早把这泱泱大国的国民忽悠成了他们可以随意支配的利益工具，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发家致富”到“猫论”、“不争论”的甚嚣尘上，人民已被从高级动物还原成了低级动物，又仰仗庞大的国家暴力机关为其撑腰，所以有人就为所欲为了。
在医学上有一种死法叫“安乐死”。它在中国虽未获得立法通过，以前却总有人要把它呼之欲出。现在，作为它的雏形或曰最终形式，中国人民的集体“安乐死”日现端倪了，那就是“麻醉安乐死”或曰“陶醉安乐死”。以中国人民的集体做奴隶到集体死亡为最终目的，用“猫论”、“不争论”为理论依据，“民主、法制”、“小康社会”、“GDP”是追悼亡灵的旗幡，于是，中国大步狂奔在赴死途中。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说这话已死去几千年的孔家老二又被别有用心之人从地下掘了出来。只要是能为其所用，那又为什么不再古为今用呢？于是就有了种种怪异现象肆虐中国，还有了“中美国”和“转基因”。还要继续深化改革，是啊，不改革了有些人出路何在？还要继续开放，因为只有开放，才能把有些人搞活嘛。
中国人民的民心和民意在哪里？茫茫神州大地，济济苍生大众，我仿佛只听见了被辱着的啜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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