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十年代那个非常的、特殊的历史阶段——一个经历了连年的战争而又以人民战争夺取了战争的胜利并且时刻还准备着反击一切新的战争的特定时期，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位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都是断然不会做出“限制人口”的“自我约束”决策的。犹如在长江、黄河洪水肆虐的时候，有“学者”、“专家”提出在堤岸掘洞植树的建议绝不可能被采纳一样——谁能否认植树不是一件好事？但谁又都会肯定在这个时候、在这种地方植树绝对不是一件好事！甚至是荒唐的！
一个被列强的鸦片和他们的坚船利炮百般蹂躏、肆意践踏了整整109年的灾难深重的民族，呈现在她的人民面前的是残亘断壁，满目疮痍。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并没有随着她的诞生而进入一个与世隔绝的风和日丽、歌舞升平的国际和平环境。硝烟四处弥漫，火药味充斥着每一个角落。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挥舞着他们的原子弹耀武扬威——出兵
朝鲜，陈兵吕宋，驻舰台湾，干涉中东，制裁古巴，控制南亚，染指中非，咄咄逼人，甚嚣尘上。大有扼杀年轻的共和国于摇篮之势。日本帝国主义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了应有的可耻下场，但东条英机和山本五十六的阴魂不散，军国主义分子们屡屡制造排华事端。边界摩擦、南沙争端、敌特破坏、达赖谋叛等等。正恰是“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在这种国际风云变幻莫怪测，险象环生，“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非常
时期，试问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倘若不是法国的法拉第与英国的张伯伦采取“自我约束，自我保护”的、一味迁让的所谓“和平政策”，不是有盲目的《苏德互不侵犯友好条约》，希特勒的魔爪怎能伸向整个欧洲？法西斯的铁蹄如何踏进美洲、非洲？又何有“莫斯科保卫战”？而反之，假如当时的法国和英国是以戴高乐与邱吉尔为最高统帅并以实行他们随时准备战斗的政策，那么坚强的马其诺防线要不可能被纳粹分子冲垮的；宽广的英吉利海峡又怎能成为葬身大不列颠人的火海？希特勒所谓的“绿色方案”、“蓝色方案”、“白色方案”什么的也将胎死腹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完全将被扼制。
战争是残酷的、无情的，没有单纯的书生意气。“原子弹也是纸老虎”！这看似平淡，却包含着深刻的战争规律的科学论断，不仅震摄住了蠢蠢欲动的战争贩子，更加大大地提高了我们共和国在国际舞台上不可低估、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形象；而这一地位和形象，又不仅赢得了国内的和平与稳定，以只争朝夕的速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还强有力地维护了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的相对安全，平衡了整个世界的力量对比。正因为如此，杜勒斯之流才不得不避其锋芒——眼前的不论是以政治的手段，还是以军事的行动工作站无法征服的对手。而无赖地、卑鄙地寄希望于连他们自己都无法等到的“来日”，抛出了臭名昭著的、可恶的“和平演变计划”。是的这个“计划”的实质是丑陋的、狰狞的、险恶的，但其面目却是和善的、诱惑的、虚拟的。试看、试想难道不是么？
也正因为如此，在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被称为第一世界的美国和被称为第二世界的日本，不得不“屈尊就驾” ，以谦恭的、恕罪的心态向第三世界的中国人民伸出了他们那曾经不可一世的手，不得不在我们神圣的中南海向全世界承认并宣布：“你们改变了整个世界！”这是中华民族百年来的胜利！这是中国人民百年来的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喜玛拉雅山之高非一纪之增。谁能否认我们共和国半个多世纪的和平稳定以及在国际事务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与我们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其大无畏的胆略和高瞻远瞩的气魄所制定并实行的战略性内外政策不无关系呢？现在不还是靠这些底子么？
我心里一直在嘀咕——如果马先生是一位元帅、将军，那怕是一个普通军人什么的，那他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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