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于阿谀奉承的批判并未过时（思想评论稿）
孙凤武
（作者系中共呼伦贝尔市委党校教授．现通信地址：内蒙古扎兰屯市卫生学校家属区402号，邮编162650，电话0470·3201660，电子信箱[email protected]）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要求＂加强公民意识教育＂，为此，就必须面对一股相当盛行而又被忽视了的不正之风，这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初的１９８０年８月，邓小平所批判的上级与下级之间，领导与群众之间，存在着的阿谀奉承之风。有些人认为，现在批判这股歪风，对于建设和谐社会与维护稳定不合时宜，我却大不以为然．因为这股歪风是当今腐败行为屡禁不止的一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心理上的原因，也是整个社会公民意识相当薄弱的表现。批判和纠正阿谀奉承之风，不但对于反腐倡廉工作，维护真正的而非虚假的，实质的而非表面的稳定，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认真开展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长治久安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
人们不难看到这样的情景：一个领导干部的犯罪事实在被揭露之前，其自私贪婪的思想品质，已多有表现，其违反有关规章制度的行为活动，也已为人知，且用不着具有多高的认识水平即可识破。然而，熟知内情的身边工作人员和下级如秘书、司机、会计、主任、财政局长、人事局长、组织部长、副县长、副市长、副省长等，却百依百顺，一路绿灯。在其被揭露后，这些人仍然能够泰然自若地说：人家是领导么，不听怎么行？！在公务员中流行着这样的为官之道、升迁之道：要找准自己的位置，属于顶头上司的问题，不但不要去管，而且不能去想！在群众中，以“爱护领导”的名义，竞相迎合，破格照顾，自愿送礼，更是司空见惯，致使阿谀奉承之风得以吹进大雅之堂。人们不是常说“群众对于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十分不满”吗？诚然，从“本质”、“全局”、“应然”的视角上说，这一结论是正确的。但当把这一抽象结论还原为现实具体时，便会呈现出复杂的情势：众多百姓和一般干部对未直接损害自己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并不痛恨，有时在本位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的蒙蔽下，还会投赞成票，甚至积极参与其间，并得到某些好处。在他们中间流行着这样的说法：当领导的，总得贪点，只要能给大家带来好处就行！许多人或出于眼前小利，或出于巴结权势，或出于流行偏见，事实上是在容忍腐败，支持腐败，甚至是怂恿腐败。可以说，由阿谀奉承之风、猫鼠关系盛行所造成的群众和下级监督之极端乏力，是导致一些领导干部从搞不正之风到出现腐败行为直到进行犯罪活动，乃至腐败分子长期被掩藏下来以致在调到外地工作或罪当死刑时才被揭露出来的客观氛围上的原因，也是一些地方因为问题长期得不到合理解决而导致群体事件频仍发生的重要原因。前云南省长李嘉廷在被捕后说：“要是当初有人敢于监督，自己又乐于接受监督，该多好”。前山东省泰安市委书记胡学建在被捕后说：“官做到我这一级，就没人能管了”。这两个腐败分子的话，令人深思。
（二）
遗憾的是，二十余年来，在众多的地方和部门的领导机关关于廉政问题的报告中，不见有大胆鼓励下级、秘书和群众监督自己的言论（有多少首长乐于让秘书监督自己呢？），报刊也极少见鼓励自下而上监督，批判人身依附、猫鼠关系、阿谀奉承的文章。当然，这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社会现实背景的。两千多年来封建主义的君臣孝悌、等级依附、尊卑有序，仍在通过文本、民俗乃至影视等渠道，影响着人们的观念。诚然，自五四运动以来，特别是自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以来，近代理性主义关于权利平等的理念，在党内和社会上广为传播，但在长期的残酷的革命战争中所形成的组织服从意识，尽管是必要的和宝贵的，却造成了下级对上级的过分依赖心理．这种社会心理随着五十年代后期党犯的左倾错误而畸形发展起来，一些领导干部认为“我就代表党，必须无条件服从我的领导”，而许多党员干部和群众，也接受了这种观念，使“党的领导”这一原本正确的观念涂上了独断独行的色彩，甚至形成了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的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在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中一度受到了强烈颠覆，人们竞相批判起所谓刘少奇宣扬的“奴隶主义”、“驯服工具论”来。然而，这种颠覆并未导致权利主体平等意识的增强，却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结合：对绝大多数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权威的否定（“踢开党委闹革命”、“打倒走资派”）和对领袖一人（毛泽东）的绝对服从、顶礼膜拜！这样，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拨乱反正中，已经纠正了左倾错误，确立了正确路线的党中央，不能不在批判个人崇拜，弘扬权利平等理念的同时，批判无政府主义，强调组织纪律观念的重要性。人们不难发现，在落实干部政策后，人们一改＂文革＂时期对领导干部无所谓的态度，普遍对领导干部敬畏起来．随后，在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改革的浪潮。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所实行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所实行的行政首长负责制，本来是一种提高效率的手段，但在缺乏辩证思维头脑的人看来，就是“个人说了算”。而这种“个人说了算”，不但为搞以权谋私的领导干部所喜爱，而且为一些想使自己的正确决策得以迅速贯彻下去的领导干部所习惯。不久，民营经济蓬勃发展起来，更在全社会范围内造成了“老板说了算”的空气。这就在一般干部和民众中，特别是在缺少专长，把个人进退交给掌权者的人群中，对领导人、首长、上级、老板的阿谀奉承之风随之发展起来，乃至深深影响到了领导机关和宣传媒体，也就不奇怪了。
（三）
批判阿谀奉承之风，改变猫鼠关系，应当并且能够与培养、增强干部和群众的组织纪律观念结合起来。就是说，通过主体性的高扬和人格平等意识的确立，并对之加以正确引导，人们便能以在统一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发自内心地服从上级机关和领导干部的正确领导，积极主动地执行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努力维护团结稳定的局面，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批判阿谀奉承之风，改变猫鼠关系，应当并且能够与培养、增强领导干部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结合起来。就是说，一般干部和普通老百姓监督意识的提高，必然会使领导干部谦虚谨慎起来，时时检点自己的言行是否有背离“三个代表”的地方，不敢违规和懈怠，甚至学会“夹着尾巴做人”，害怕侵犯群众利益（现在许多领导干部只怕上级，不怕下级和群众）。这就是外在的他律，向内在的自律的转化。批判阿谀奉承之风，改变猫鼠关系，应当并且能够与培养和增强人们执行各项规章制度的决心、信心结合起来。就是说，广大干部、群众树立起了在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就能在行动上坚决维护已为改革开放实践证明为正确的规章制度的严肃性，抵制来自“权威”方面的干扰和破坏，从而有效地医治目前严重存在的执行制度不力这一顽症。
批判阿谀奉承之风，要充分利用党的优良传统作风这一丰厚的政治资源。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曾批评一些领导干部总是“希望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他还指出：“不应当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旗帜鲜明地批判了对领导者的“无原则地服从”，“尽忠”，“阿谀奉承”。（《邓小平文选》第２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１４２、３３１页）江泽民在九十年代中期曾指出，严重的问题在教育干部，倡导对领导干部进行群众监督。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本世纪初强调指出，监督的重点对象是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并诚恳要求全党同志和广大群众对中央领导同志进行监督。批判阿谀奉承之风，还要善于吸收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遗产，如对正人君子之独立不迁的赞扬和对鄙俗小人之趋炎附势的贬斥，对清官廉吏之犯颜直谏的歌颂和对贪官权奸之奴颜婢膝的鞭挞。值得指出的是，对于西方世界自洛克以来流行了三百余年的人人平等的观念和近现代在我国曾几度沉浮的以追求平等自由为目标的启蒙主义和宪政主义，仍有必要认真地吸纳，而不能在将其戴上一顶“资产阶级思想”的帽子后，一味抵制和反对。按照恩格斯的说法，“民主这个概念中包含着社会平等的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64页）。批判阿谀奉承之风，培养人人平等的理性主义精神的过程，也就是培养民主精神、公民意识的过程，而这既是防治当今社会存在的大面积的腐败现象的根本保障，又是建设民主政治的重要方面。（可参阅拙作《培养民主精神》，载《当代思潮》2003、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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