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9日，看到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养成教育的德育根基》，作者赵蓓蓓说，是从她女儿口中听说在小学和中学的学生中几乎盗窃成风，不禁深为感慨，认为这是由于“忽视了对个人良好习惯的教育培养”，应“一点一滴”地培养人的道德品质，并使之习惯成自然。
我以为要达到上述目的是非常不容易的。就在同一天的楚天都市报上看到一条报道：“头顶48项‘光环’难护身，珠海‘大红人’涉嫌索贿受贿被捕。”说的是珠海市百货集团公司原党委书记兼总经理张妙然，在9年工作中兼任27项其他职务，曾获得48项各种荣誉，其中有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优秀女企业家，全国巾帼建功标兵，省市红旗手、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南粤巾帼十杰等称号。经过查证有据，张妙然因涉嫌索贿受贿被戴上了手铐。
这是另一种“道德”的习惯成自然，一种是为国家，为人民的利益，公而忘私，贡献力量的道德，这是人间正道，却日见其软弱无力；一种是柳下跖族的“道德”，日见其猖狂滋蔓。连儿童都参加了绑票勒索，杀死母亲，杀死同学等事。问题来了：对德育根基的养成教育，该怎么办？
儿童年幼无知，每天都受武打凶杀，惊天劫案，拐骗偷盗，淫秽下流的电视、录象的“教育”，学校用各种名义向学生要钱的“教育”，社会上有钱就是大爷的“教育”，因此，孩子犯了罪，罪源并不在孩子。
从成克杰、胡长清、诸时建、东锅集团四大精英，湛江、宁波、厦门的党政干部接连不断的犯罪事件上看，总不能用“个别的”一抹过去吧。不寻根问底，杀几个，判几个也未必能收到预期的效果。王敦都自我忏悔：“我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在我们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下，组织监督下，腐败滋蔓，挂着耀眼的光环的“精英”犯罪接二连三，究竟我们应如何在党内清除腐败根源，在社会各方面如何清除癌细胞？是应付出大力解决的问题。
“治乱世宜用重典”，这个话，马克思主义者并不认为概括得周全。诸葛亮曾说过这个话，因为刘璋治蜀暗弱无力，章法混乱，所以诸葛亮主张入蜀之后要制定明法，安定人民秩序，这是对的。诸葛亮并未把“用重典”的内涵放在“多杀人”上。杀一儆百则可，儆百不是听之自然，而是以一人只误，教育百人、千人、万人，使有错者回头，未罪者加勉。党杀刘青山、张子善时，不但查明他二人的罪，也检查了党组织的失误，并作为镜子，发动全党照了一遍，查了一遍，收效显著。
另一方面，我们社会主义共和国并不是乱世，在不断完善法制，在不断加强法制教育，教人民明法、知法、守法。这都是重要的。守法的教育，不但要人民知道守法的重要性，违法的危害性，更重要的是要树立社会主义道德风尚。
一个新社会的巩固，没有与之适应的法律不行，同时，没有与之相应的道德风尚也不行。维系社会集体存在的多种因素中，有许多是任何法律也管不到的：隔岸观火，见死不救，贫困不恤，富而奢侈，贪而谄媚，吹牛拍马，骗吃骗喝，总之，许多伤风败德的事，法律条文写之不尽或无法去写。这些不克服，任其滋蔓，便会致社会于混乱，所谓“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封建社会靠“三纲”“五常”的道德维持，孔子说“知耻近乎勇”，意思是说真正信守“仁义礼智信”是非常不容易的，这里需要“养成教育”。
养成教育是实的，不是虚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不论老中青少，都应树立辨别社会主义荣辱的道德观念。这种道德观念的集中表现就是“老三篇”精神，雷锋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奉献的精神，顺乎此者为荣，反此者为耻、为辱。
社会主义的道德标准，绝不是以金钱多少衡量，人际关系也不是金钱关系。拜金主义之风，必须从党内、机关、团体中切实清除，从百业中清除。正风不立，必出现“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因为“法不能自立，类不能独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这个论断是对的。要努力完善立法，更要加倍努力做“养成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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