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案，也许明天就会发生在你我身边
南平的郑民生凶残的刀挥向了13个尚未涉世的儿童，孩子的血滴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北邮的博士吴某也跳楼了，他的遗书又一次让我们痛在心间。他们没有死在保卫祖国的战场上，没有死在人力不能抗衡的自然灾害中，却在花一样的时节，倒在了恶魔一样的社会手中。历史啊，记住他们吧，总有一天，中国人不再吃人血馒头，不再跟鸭子一样，让人捏了脖子去看。郑民生选择这样的方式实现他报复社会的目的，证明他是卑鄙凶残的，北邮的博士选择的方式，证明他是善良懦弱的。从道德层面我是这样认识的，但道德也是历史的，在不同的物质生产条件下，在不同的社会中，同样一件事有时是道德的，有时就不是道德的，在一个没有核心思想的社会，没有统一价值观的社会，在一个分裂的社会，不知道有没有人和我的认识不一样，我想肯定有吧，因为我自己有时也会反对我自己。
大约两年以前，附近的一个路口形成了一个擦鞋的摊贩群体，五六个来自农村的大嫂再招揽生意，自己的孩子有的背在身上，有的在旁边玩耍，还有一两个残疾人也在凭此谋生。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有一个三十岁左右的青年，衣着得体，长相端正，也在其中，不同的是在他擦鞋的工具箱上用红笔写了“退伍军人擦皮鞋”几个字。记得当时我很感欣慰，也很为他的行为在内心里赞了几句。数月前，我刚到社区时，在办公室，我见到了他，青年很有礼貌，一直用普通话叫着阿姨什么的，但大家都想躲瘟神一样尽量避着他，我试图去与他交流，就有人会把我叫开，后来他气哼哼的走了，我想了解一下原因，没有人愿意告诉我，只轻描淡写的说：那是个精神病。今天下午，他又来到社区办公室，领导们躲了，只见他坐到一个工作人员旁，自顾自的说起了话：我们残疾人有没有生活费，单位不管我，我得吃饭呀，脱离父子关系的手续如何办，我爸连钥匙都不给我，我都没地方住，我不找社区找谁去等等。没有人理他，坐了一会就走了。我在社区门口，向一位这段时间混得较熟络的人问起到底是怎么回事时，他大致说了说（我感觉社区领导对我个人到不错，但好像不愿意让我知道得多，也许是好心吧），这个青年是精神残疾（确实有证），可能有单位，但没有上班，今年33岁，未婚，与父亲生活，但关系极不好，想办低保，但由于父亲有退休工资而办不成（我不太了解低保政策，但我认为低保不能以“户”为单位,而应以“成年人”为单位，不能简单的把在一个户口本上，不论实际情况，认定他们之间有相互抚养关系，不给办理或给与办理，给户口又附加了一项功能。就像文中这个青年，他若想办低保，首先要与他在父亲分开户口，而他又没有房子，可能又难以办到。看到没有，不负责任的、低素质的、没水平的社会管理者也许就是这样在制造矛盾。低保在实际执行中，在基层是如何成为公器私用的手段问题，待日后再专文向大家汇报）。我私下里认为，青年33岁了，找不下工作，没有生活来源，办个低保，实属应该，实际上还应该得到廉租房，不能向年迈的父亲伸手，这样才活得更有尊严，更加幸福。
两个小时后，青年又来了，领导又躲了，工作人员告诉他，领导开会去了，今天不来了，他一声不吭，只皱着眉头一支一支不停的吸烟，我能看出来他的胸膛里充满了愤怒。但我好像无能为力，我也许就是那一只被捏着脖子的鸭子，努力的向前看着，看的什么，自己也不知道。下班了，青年也无奈的走了，明天不知还会不会来，会不会一直这样无奈下去？
我们的社会确实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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