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也买不起墓地意味着什么
有人说，清明节是中国感恩节。
每到清明时节，人们都要祭祖、扫墓，向故人行礼拜祭、上供敬香，这不仅仅表达了对先辈的怀念与敬仰，更表达了对先辈的感恩之情。从这个意义上讲，清明节甚至可以看作是中国的“感恩节”。
但是，这些年来，清明节却了“抱怨节”，抱怨墓地价格超楼市价格，哀叹连死都死不起。
原先在想，“死不起”的大多是处于社会底层的穷人。今天看到新快报上一则报道，让我大吃一惊，原来在现在的中国，买不起墓地的不只是处于社会底层的穷人，还有令人崇敬的科学家。
这则报道的标题够耸人听闻的，叫《清贫科学家离世 女儿奋斗5年仍买不起墓地》。
老科学家潘锦堂73岁广州在去世，潘锦堂的女儿在广州奋斗，她说墓地太贵了，父亲虽然离世五年，但现在还是买不起。1961年8月，潘锦堂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兰州大学生物系，并主动申请走入大西北，成为中国科学院分设在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的一名植物分类研究人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基础科学研究无名无利，在青藏高原的高山险坡上，潘锦堂几十年如一日，度过了最难忘的青春岁月。经过多年的努力，从寂寂无名的助理研究员到副研究员、研究员，并在上世纪90年代获得中科院“自然科学奖学术特等奖”，从而成为享受政府津贴的专业领域带头人。
潘锦堂的小女儿天天告诉记者，她曾在加州留学，毕业后想留在国外，但父亲硬是打电话“训”回女儿。“他说国内需要人才，学到了东西，就要回国做贡献。”被父亲“骂”回国的不止她一个，“有个爸爸的学生，现在是中科院的首席研究员，也在是否回国的关口上，被爸爸的电话召回来的。”
从这则并不详尽的报道中，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潘锦堂的清贫与他对事业的执着相比是一种反差，与他对祖国的爱也是一种反差。
也许，我们的专家学者会因此奉劝潘锦堂女儿，何处青山不能埋忠骨，何必须非得在广州争“一席之地”，可以到二三线城市去，也可以选择其他廉价的墓葬方式。
但对科学家也买不起墓地的事件来说，尽管墓地价格之高是一个问题，但这并不能反映问题的实质。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高度发展了，相当一部分富起来了，还有的是富甲世界了，其中却难得一见科学家的身影。这不能不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
2010年4月6日
附：清贫科学家离世 女儿奋斗5年仍买不起墓地
●长期从事科学研究，足迹遍布青藏高原
●清贫一生离世五年，老科学家功绩流传
■新快报记者 潘芝珍
编者按
银河烈士公墓长眠着很多无名英雄，他们的一生浓缩在一块墓地或一只盒子里，但他们的功绩流传在人世，生生不息。潘锦堂的学生遍布全球，他们为老师建了拜祭网站；他的女儿正在广州奋斗，目标是为父亲买一块墓地。对于一生清贫的知识分子来说，广州的墓地确实太贵了。
昨日，银河烈士公墓，张女士抱着亡夫的骨灰，小心地放在石台上。骨灰落稳了，她的眼泪也滴落在台子上。“每年都来祭奠他，他知道我们有多爱他。”眼泪一串串掉下来，张女士颤抖着点燃了香烛，蠕动着双唇向亲人陈述哀思。
骨灰盒里长眠着一位老科学家潘锦堂，在走过73岁生辰的第三天，在美丽羊城的一个冬日，他毫无征兆地离开了亲人。潘锦堂的女儿在广州奋斗，她说墓地太贵了，父亲虽然离世五年，但现在还是买不起。
家贫挖草药换钱缴学费
潘锦堂，1933年出生于甘肃天水市潘集寨的一个农民家庭。和现在的学生相比，他的求学道路布满艰辛。张女士告诉记者，当时丈夫家里并不支持他读书，小学毕业后，为了到省城读书，他要靠自己挣足所有的学费。山里的孩子热爱花草，尤其是知道某一种植物可以晒干后卖给药铺，10多岁的小锦堂就穿梭在山间，挖药草、晒草药，换来的钱不仅可以缴学费，还能贴补家用。
房地产大鳄潘石屹也是潘集寨人，更巧的是，潘石屹的父亲和潘锦堂曾是同窗。说起这个同学，潘石屹的父亲不胜感慨，“他很刻苦，能靠自己读到大学毕业，不刻苦，想都不敢想！”1956年，潘锦堂在天水市参加高考，富人家的孩子都定下考场外的酒店，他只能求老师让他睡在考场，条件是打扫卫生。
青藏高原度过艰辛岁月
“爸爸就是拼桌子睡考场上了大学，为了省路费，他的第一志愿是兰州大学，第二志愿才是北大。”潘锦堂的小女儿天天说。1961年8月，潘锦堂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兰州大学生物系，并主动申请走入大西北，成为中国科学院分设在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的一名植物分类研究人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基础科学研究无名无利，在青藏高原的高山险坡上，潘锦堂几十年如一日，度过了最难忘的青春岁月。经过多年的努力，从寂寂无名的助理研究员到副研究员、研究员，并在上世纪90年代获得中科院“自然科学奖学术特等奖”，从而成为享受政府津贴的专业领域带头人，潘锦堂走过了一条别人难以想象的路。
病重时都不让家人担心
2004年12月24日，一个普通的冬日。离休后随子女定居广州的潘锦堂像往常一样出去晨练，回来后脸色苍白。“爸爸不说他难受，现在想起来，他在晨练时就已发病了。”他的女儿告诉记者，父亲一生刚强，尤其是老年后，还很爱面子，一直“标榜”自己身体健康，即使平时有小病，也悄悄吃药了事，从不跟家人讲，“他不想示弱，不想我们觉得他老了、弱了。”
回想父亲的离世，张女士和两个女儿唏嘘不止。“他说休息一下就会好，我剥了桔子放在他手边，他就靠在床头，让我们做自己的事，不要打扰他。”张女士啜泣着说，两个女儿都进去看过他，“大女儿还贴着他的脸，问他要不要去医院。”谁也没有想到，如山一样挺立着的父亲会突然坍塌，“听到父亲喊了一声，再进去的时候，他就再没有醒来。”泪水从祭拜者的眼里涌了出来。
特写
女儿本想留国外工作 被父亲电话“训”回
小女儿天天告诉记者，她最后悔的是从未对爸爸说过“爱”。“他一直很严厉，我从国外被他‘训’回来工作。他以为我一直不开心，其实没有，我真的很爱他，但我从没有告诉他……”天天曾在加州留学，毕业后想留在国外，但父亲硬是打电话“训”回女儿。“他说国内需要人才，学到了东西，就要回国做贡献。”天天说，被父亲“骂”回国的不止她一个，“有个爸爸的学生，现在是中科院的首席研究员，也在是否回国的关口上，被爸爸的电话召回来的。”
逝者档案
潘锦堂(1933——2004)，男，生于甘肃天水市潘集寨的一个农民家庭。
1961年毕业于兰州大学生物系，1983年获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劳动人事部、中国科协颁发的“在少数民族地区长期从事科技工作”荣誉证书。曾任青海植物学会第一、第二和第三届理事会理事。
1983年被聘为中国植物学会植物分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潘锦堂研究员多次参加青藏高原的草场植被、藏药的考察和植物采集工作，长期从事虎耳草科的分类学研究，足迹遍布整个青藏高原。
潘锦堂曾获多项省部级奖励。退休后仍然从事虎耳草科的研究工作。为青藏高原生物学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新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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