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来，传统左翼史观早在２０－３０年代就已经问题丛生。
一方面，从学术上看，五阶段论对于中国历史的确是削足适履，是用欧洲史来套中国史。
另一方面，五阶段论的问题还表现在现实领域。例如，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失败，一方面有战略战术的问题，但与此同时，在中心城市进行武装暴动，也是以五阶段论这种历史哲学为前提的，因为按照五阶段论，当时是处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而中国革命的主体首先是城市工人，所以革命的中心在城市。这与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是完全不同的，战略上不同，历史哲学上也不同。
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左翼史观的五阶段论是一种普适论，其政治意图是反驳“中国国情特殊论”，为中国必然发生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理论论证。但是，当时毛泽东作为中央苏区的缔造者，他对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解释，恰恰是一种特殊论。“一国之内，在四围的白色政权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种现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这种特殊论实际上是一种矛盾论，即着眼于矛盾的特殊性，以及矛盾双方力量的对比。
不能用马克思来衡量毛泽东，而只能用毛泽东来衡量马克思。这应该是一个常识，我们一些同志却难以接受，或者说是早已习惯了对这个"前提"的颠倒，就是说，在国际共运中，只能用十九世纪的"标准"来衡量二十世纪的理论、实践。
但是，毛泽东本人也深受五阶段论的影响，这在他的著作中比比皆是。可以说毛泽东思想在战略层面和原理层面上是彼此矛盾的，进一步说，中国革命的实践与理论是分裂的。这是我们今天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20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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