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infzm.com/content/19527）。王教授在这篇评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文章中说，“《东方》这部小说，恐怕许多圈内人士都想不起来了。现当代文学专业考研究生时，如果出一道填空题，让考生填上《东方》的作者，恐怕没几人能答对。”还有一篇是2009年12月《文学报》上《关于“十七年文学”的评价问题》（http://www.chinanews.com.cn/cul/news/2009/12-04/2000519.shtml，在《北京文学》2010年第2期上题为《关于“当代文学”的评价问题》）。王教授对近来“十七年文学”这个“烂苹果”受人追捧甚为痛心。更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是“最近几年的研究生面试中，常有学生表示喜爱‘十七年文学’”。联系上这两篇文章，今年的事也容易理解了。我们不能说一个“新左派”受到批评，就是因为派别之争，我们甚至不能说，一个“自由派”批评“新左派”就是因为派别之争，但当“新左派”被一个在研究生面试时都对“异动”高度警惕的“自由派”楸住不放时，我们能说这只是学术之争吗？原来人家不是在学术界抓小偷的治安警察，而是特别高等警察课的干活。我记得以前看少年儿童出版社《世界五千年》，里面说日本特高课就是是喊着“抓小偷”把“共党”小林多喜二抓住的。
不过，派别之争也没什么，大家把话说明了，争就争吧。我还回过来说说读上述两篇文章的感想。两篇文章都对“十七年文学”（《东方》当然是延着“十七年”那一脉的）表不屑与反感，这也没什么，反感的人多了。除此之外，两篇文章还有一个共同点——都虚虚实实地拿“研究生面试”说事。
《关于“十七年文学”的评价问题》说：“一位女生说自己喜爱《三家巷》，而喜欢的理由，则是小说‘写了乞巧节’。我问她如何看待《敌与友》这一章中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发表后在三家巷引起的震动，她摇摇头，说是‘没有印象’。我呆呆地看了她半天，在心里一声叹息。套用毛泽东评《红楼梦》的话，《敌与友》这一章，可谓是《三家巷》全书的纲。《三家巷》是以小说的方式图解《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以文学的方式强调‘阶级情’应该重于‘骨肉情’，‘阶级情’应该战胜‘骨肉情’。”
很明显，主动把文学与“主义”联系起来的是王教授而不是那位女生。这说明王教授自己就认为文学与“主义”、学术与“主义”密不可分。若是这位女生回答看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并对“阶级情”重于“骨肉情”表示认同，她就被一票否决了。而这位女生现在却是“为艺术而艺术”，王教授就会在以后注意教育她讲究“政治正确”。不讲政治不行、讲错政治当然也不行，这就是教文学的自由派王教授面试研究生的标准。
两篇文章，一篇说“现当代文学专业考研究生时，如果出一道填空题，让考生填上《东方》的作者，恐怕没几人能答对”，一篇又说“最近几年的研究生面试中，常有学生表示喜爱‘十七年文学’”。这是两种矛盾的情况。王教授在自打嘴巴吗？细看后，我们发现，原来后一篇讲的是已经发生过的情况，但在评《东方》时，王教授用的是“如果”。所以，王教授对他不乐见的作品的态度是，学生确实表示过欣赏的，王教授会竭力论证其荒谬，驳倒这些学生；没有问过人家的，他就会代学生作出他希望看见的判断，还拿这种虚拟的判断作为文章的论据。看来要作王教授的研究生不仅是面试费劲，面试后要做学问也费劲，不仅要符合教授标准的“政治正确”，“实然”和“应然”还搅成一锅粥，另外还要时不时“被论据”。苦啊。
最后我说一个论据，可信度应该不比王教授的“如果”低。我有一次和一位正在读博士的本科时同学说起王教授对《东方》的评价。我说我大一时就知道《东方》了。我那同学——这同学不是左派，是信佛的——甚为惊诧，说我怎么这么晚知道，他初中语文课上就知道《东方》了。所幸，我们都无缘考王教授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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