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这是由我们的经济“唯生产力论”政策决定的。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但因此而忽略生产关系的制约，那么生产力发展到最后必然会受挫！“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个口号本身并没有错，但是这个口号却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口号，体现不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特色，试问一下，难道奴隶社会取代原始社会的过程不也是发展生产力的过程？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的过程不也是发展生产力的过程？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的过程不也是发展生产力的过程？倘若因此我们就一直主张停留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因为他们也在发展生产力，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推翻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难道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会抵制发展生产力？因此，这种唯生产力发展论的观点本身就是一种狭隘的观点！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变革目的和资本主义国家并无二致，但是我们为什么说要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呢？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构建的生产关系是最先进的生产关系，最能促进生产力飞速健康发展的生产关系！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来讲，生产关系可以划分为这几部分：在生产过程之前，人们在生产资料的占有过程中彼此间的关系；在生产过程中，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和地位；生产完成后，人们在产品的分配问题上彼此间的关系。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哪怕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期，这3种生产关系应该是：生产资料归全体人民共同所有，没有因权力的大小而获得不同生产资料的现实情况存在；生产者是平等的相互尊重的关系，管理者、企业老板并无高高在上的特权，更没有权利拖欠工人工资、强迫工人下岗、随意挟迫工人无报酬加班，工人的劳动权利和养老保障制度不能随意废止；人们对产品的分配上是按劳分配，不存在特权分配，更不存在不劳而获的贪污、钱权交易行为，在按劳分配的基础上，在诸如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领域，实行按需分配。正是这三组关系，构成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是检验一个国家是否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最根本标准！
但是，自从“唯生产力论”被创作出来之后，以一切为了发展生产力的口号为幌子，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逐渐解体！唯生产力论在外交领域导致“软骨病”的危害主要体现在：
一，唯生产力论扭曲了国家战略发展方向，一味迎合生产力发展的态度决定着我们“投鼠忌器”的外交方针！因为一切为了解放生产力、一切为了发展生产力，所以只要是有利于生产力暂时进步的举动就会被坚持，因此，环境破坏、资源浪费、人力损耗都不是问题了。同时，发展生产力，其直观表现就是发展经济，而经济发展的标准又被人为地荒谬地认定为“财富积累”（GDP、外汇储备），为了发展经济，维护经济发展的平稳局势就显得异常重要了，因此，这种政策在内体现在“稳定压倒一切”，在外体现在“隐忍退让”，没有内在的稳定，生产力的生产就无法进行，没有外在环境的稳定，对外就无法贸易，甚至会因此而引发战争，从而破坏业已建设成的经济大好局面，因此，只要我们推行的是唯生产力发展论，那么中国的外交永远都不会真正硬起来！
二，唯生产力论在广大干部、群众心里种下了分离、自私自利的种子，严重削弱了国家的凝聚力！既然生产力的体现在最直观的表面上就是金钱，那么对金钱的追求无疑就会成为举国上下追逐的目标，而政府也对此默认，那么商人制假贩假就是为了发展生产力，官员毁山败林、骄奢淫逸也是为了发展生产力，学者学术造假以求科研经费也同样是为了发展生产力……，当一切都以金钱为追求的时候，那么这个国家的败类就容易为敌国的间谍所收买，上至庙堂，下至井田，将会随时都出现叛徒！当外交出现争端时，不用敌国出面，身在曹营心在汉的那些庙堂高人就会悄然的化解这些争端。
再次，外交“软骨头病”是由我们传统的儒家思想形态决定的。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百家争鸣”的文化灿烂时期，那个年代孕育了极为宝贵的民族精神财富，涌现出一大批闪耀的思想巨星，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兵家、纵横等，可谓群星灿烂、熠熠生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自那之后，尤其是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一家独大，作为显学的“墨学”逐渐消亡，儒家已经不再是先前的孔子学说了，而是专政君主用来统摄知识分子的工具。儒家的“仁者爱人”远不如“忠”被欢迎，“礼”也被最大限度的框定为臣子的守法度、不僭越，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被“九五之尊”、“牧民”完全取代，专政者就是要将国内的民众驯化成温顺的小羊羔。发展到宋一代，尤其是程朱理学时期，专政者更是加大了对臣子、民众的思想钳制，封建礼教的约束（君对臣的约束、男对女的约束、富对穷的约束）逐渐深入中华乡村野壤，以“求平安”“忍让”的绵羊思想深入了民众的大脑，“和为贵”被单纯的理解为“隐忍退让”，而不懂得“和”并不是“同”。“不同”可以“和”，但不能因为为了追求“和”而放弃“不同”，因此，“和”是一种动态的过称，是一个“求同”的努力过称，是一个斗争不断的过程，但是只是我们主张“都而不破”罢了！因此，追求“和”就必须打破那种唯我独尊、标榜普世价值的思维格局，勇敢地和对手都起来，但是很显然，近千年的“讹儒学说”不能让我们勇敢地做到这点！因此，要想打破讹儒学说对中国外交的“软骨头”影响，必须懂得墨学的“非攻”“以战止战”，正确对待法家的治国之术，不要一味迷惑于孔孟所言的“王道”。其实就“王道”“霸道”而言，“王道”是有其目标限制的，那是在有了一个统一的政府后， 国 君可以通过对国民施行仁政，而达到安稳民心、以收邦服，也就是“恩施于内、威流于外”的“敌国入朝”目标，所以“王道”的确是一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绝佳良法，但是这是限于对内的、对民的，可是纵观当今我们国内状况，岂能所言“王道之政”；对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必须仰仗“霸道”，国家之家必然会存在利益之争，该妥协就要妥协，但切不可一味妥协、一味谴责、一味抗议，古语有云“吠狗不咬”，与其每次照本宣科、不痛不痒的酸溜溜几句，还不如借机以雷霆一击，须知“徒善不足以为政”也是适合于外交的这个道理！所以，要想让中国的外加“软骨头病”病情有所缓解，就必须来一次文化复兴——复我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之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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