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伟人，邓小平也是伟人。设计了改革开放的邓小平也意识到一个问题：贫富两极分化问题不解决，要出大问题。毛泽东搞三大改造以及后来一直反对分田单干，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两极分化，为了防止富人欺压、残害穷人。
今天攻击、丑化乃至妖魔化毛泽东的人，将来未必不攻击、丑化直至妖魔化邓小平，今天未这么做，不是不想，还没这样的胆量，或者只是一种策略，一个一个地来。既然毛泽东可以妖魔化，那么还有谁不能妖魔化？
但是注意财富平均并非毛泽东的首创，也不是邓小平的首创。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每个比较有见识的开国皇帝都会有一个均田的措施，如均田制、授田制等。不仅有这样的初始平均土地的措施，而且往往还有抑制土地集中的措施。生产的发展受科技水平的限制，受生产力水平的限制，而财富分配则除了受制度限制之外，几乎不受任何其他因素的限制。然而事实证明，所有限制财富集中的制度最终都失效了，历代王朝一个接一个地在财富高度集中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无奈现实中轰然倒下，古今多少事还是伴随着血与火尽付一壶浊酒与笑谈之中。承诺走出历史周期律的毛泽东，对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保持着高度警惕的。至少从今天来看，毛泽东的担心绝非杞人忧天。
今天暂时没有土地集中，但财富集中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危险的程度。先富不会带后富而只会欺压、蔑视后富不再仅仅是担心，这导致的一个结果，后富不过是一个梦，没有后富，只有更穷。与虎谋皮是在挑战人们谈判能力的极限。汉娜写了一本书，叫《极权主义的起源》，里面提到一个观点，说是犹太人之所以受到残害，就是因为拥有财富却不拥有权力。现在中国的先富们不必再担心这些，他们很快便占据了权力中枢，当然也有人是先有权后成为富人的。
如果按财富占有的比较值来算，当今中、下等收入的人群实际上已经越来越贫穷，包括感觉还算不错的公务员阶层。这说明，今天的富人变富的过程，就是对所谓后富或曰穷人财富的掠夺过程。有人说，富人也不容易，有管理还有风险，多拿的都是应得的。其实这是一笔糊涂账。老板或打工族究竟拿多少合适，这往往不是用其付出的或创造的价值来衡量的东西，若是这样算法，老板拿多少都是合适的，都是难以争议的，哪怕是拿到不给打工族一分钱，均是天经地义的。老板拿其份额的大小，现实中是由其拥有多少财富及其在政权中说话的份量决定的。这当然不合理，合理的拿法是：既能调动老板的积极性，还得能调动工人的积极性，且贫富差距保持在一个合理的限度内，比如约定老板的资本收入不得高于工人平均工资收入的五倍。之所以应当制定这么一个合理的分配标准，是因为防止财富集中、防止富人欺压穷人，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是走出历史周期律的前提。这个做法，是对毛泽东及当时的党在改革开放前实施的分配政策的修正，也是对改革开放以后党的分配政策的修正，既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也符合邓小平理论，最起码符合邓小平对贫富分化担忧的相关讲话精神。
然而，今天想限制财富集中已经相当困难，因为说了算的人多数都是财富大佬，他们不仅有了经济地位，也有了政治地位。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担忧都成了现实。而村长在自己的祖坟前面安装摄像头的事告诉我们，不是说不承认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就会消失的。毛泽东要彻底消灭阶级斗争，邓小平认为阶级斗争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但从祖坟前的摄像头上，我们可以看到，阶级斗争不仅存在，而且有失控的可能。一个连孙子也已经做不好的人，却依然能够安然无恙地当他的村长，这更说明了阶级斗争形势的严峻性，它不仅已经超出了群众能力的控制范围，也已经超出了政权所能控制的范围。没有哪个政权可以坦然地失去群众，但我们最基层的村政权组织，却正在失去群众。说明一下，不是我以“祖坟装摄像头”之偏来概全，在所有集体利益很大的农村基层组织中，几乎都存在着同样的矛盾以及类似的矛盾解决方式。
被某些人称为“毛左”、“愤青”、“愤中”的人，虽然有时言语有些过激，但他们确实代表中、下层群众的心声，而这些群众，在当今之中国至少也有十亿人。他们的声音，没有理由受到忽视。而由攻击“毛左”发展到恶毒攻击毛泽东个人直至攻击毛泽东思想，则更是无耻透顶。这么说吧，你攻击毛泽东个人或许并不会给你带来什么麻烦，攻击毛泽东思想则纯粹是无知或别有用心，因为你即使用最恶毒的语言来攻击毛泽东思想，却也难以避免地、不自觉地或者根本就是有意识地应用毛泽东思想中的某一理论。如果你能做到且正在做与毛泽东思想绝缘的事情，那么只能说明你已经是一个终极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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