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相信，不管黑猫白猫，抓得到老鼠就是好猫。诚然，这是万世不移的真理了。也就是说，只要达到目的，手段和形式可以忽略不计。推而论之：
不管黑花白花，能够吸引蜜蜂就是好花；
不管花老虎白老虎，抓得到猎物就是好老虎；
不管满人还是汉人当皇帝，只要勤政就是好皇帝；
……
且不谈政治，但在生物学上，纯黑色的花朵，在自然状况下是不存在的。一般来说，深紫色的花就被视为黑色的了。例如中国人最喜欢的花──牡丹花，就有所谓黑色的品种，但是所谓“黑牡丹”，其实也只不过是深紫色而已，黑色的郁金香也是一样。而花朵在自然状态之中，没有黑色的原因，植物学家有几种不同的说法。被普遍接受了的一种说法是：植物由于要依靠昆虫来传播花粉，使生命延续下去，所以花朵也需有著能吸引昆虫的色彩和气味。而昆虫是不喜欢黑色的，所以，就算以前有黑色花朵的植物，也因为黑的条件不适应，而遭到了自然的淘汰。所以，自然界没有黑色的花朵。因此，花的颜色，尽管只是一种形式，但对其内容——是否吸引蜜蜂，却有决定性的影响。
同样地，也不能说不管花老虎白老虎，抓得到猎物就是好老虎。在自然界中，老虎通常都有着黑色垂直的花纹，在热带树林里，使它很难被发现；因为烈日高照，竹叶和野草的影子，刚好造成和老虎皮相象的花纹。因此也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白老虎也是异类。因为白老虎容易被猎物发现，找不着食物而被自然淘汰。
不管满人还是汉人当皇帝，只要勤政就是好皇帝，这种观点近年来特别流行。例如韦小宝同志就说：“小皇帝（案：满清皇帝康熙）说，他虽然不是鸟生鱼汤，但跟明朝那些皇帝比较，也不见得差劲了。说不定还好些。他做皇帝，天下百姓的日子，就过得比明朝的时候好。”不错，虽然明朝的历史，已经被清统治者涂改得乱七八糟，但无法否认的是，明朝的皇帝，自开国的明太祖直至末代的崇祯，若不是残忍暴虐，便是昏庸糊涂，有那一个及得上康熙？
虽然清的武功，可谓历代之盛，但清对中华民族的涂毒，也是史上之最。统观清代的统治策略，一切以集权、防范、压制为尚。君权之隆，君威之盛，超过任何时代。就学术而论，有清一代学术上流于破碎支离，不见其大者远者，民族的朝气凿丧，朝野的志趣萎靡。政治上上下之情未通，满汉之气中阏，大臣阘茸以保富贵，小臣钳结而惜功名。
试举一例，清代满汉分开，有一个中国尚书，一定还要有一个满洲尚书。有两个中国侍郎，一定还要有两个满洲侍郎。于是一部就有了六个长官，六部长官就有三十六个。每个人都可以单独向皇帝讲话，一部之中，中国尚书不晓得满洲尚书讲些什么话，还有四个副的，也是谁也不知道谁在扯了谁的腿。皇帝寄信上谕颁给某一人，里面讲些什么事，又是谁也不知道。请问尚书六部，还能做些什么事呢？六部不能做事，全国事情当然就更集中到皇帝。（引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照韦小宝同志的高论，只要人人有钱赌，人人有饭吃，谁当皇帝又打什么紧？为什么又会出现上面讲的危害呢？可见当皇帝的是汉人还是满人，这一形式并不是无关紧要的。皇帝背后定要有一部分人强力支持他，任何一个独裁者，都有拥护他独裁的一个特定的集团。满清作为异族政权，以不足百万人去统治一个四万万人的大国，政治上难免是有私心的。厚满（包括蒙、藏等少数民族）薄汉，并非出于偏见，而是利益使然。当其时中央官满、汉虽各有定额，但权位悬殊。军机处并此形式亦无。历任军机大臣汉员不及半数，以慑于满员势焰，遇事惟有缄默自容。地方官的除授，满员常居优先。无论康熙如何开明，也无法违背其阶级基础。
对于执着形式者（例如四人帮这样的教条主义者），总设计师提出“猫论”，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任何规定即是否定，不能够绝对化。“猫论”这种不预设前提的说法在一个比较长期的大环境下，肯定是有缺陷的。因为它将形式与内容、手段与目的，机械地割裂了。
只求目的，不讲手段的“猫论”，也是苏联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私有化运动的内在逻辑。在前苏联，私有化主持者丘拜斯说：“他们绝对正在盗窃一切财富。不可能阻滞他们的。但就让他们盗窃并拥有财产吧。他们将变成盗窃来的财产的所有者和体面的管理者”。丘拜斯的潜台词是，只要新的“所有者”有动力去改善自己的企业，发展生产，又何必管财产是偷的抢的。这种理论，可用我国一句古语来概括：“逆取顺守”。事实是，新的“所有者”不发展生产，继续盗窃，这回可是“自己盗窃自己”了。前苏联东欧国家选择将大部分、有时甚至几乎是全部的国有资产拍卖给外国人，正在东欧发生的事情并没有像设计的那样使它们的资本主义走上“欧洲化”的道路，相反它们倒是意外地走上了一条“拉美化”的道路。
201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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