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的死刑凭啥总要“缓”一“缓”

4月15日，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因受贿1196万余元，被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此前，1月份，贵州茅台酒股份公司原总经理乔洪贪污受贿2300余万元，被判处死刑，缓刑二年执行；2月份，安徽阜阳“白宫书记”颍泉区原区委书记张治安因报复陷害、受贿两大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紧接着，河南省政协原副主席孙善武受贿910.49万元，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今年到现在短短一个季度的时间，就有这么多“重磅级千万巨贪”浮出水面，不得不令人拍手称快。但尴尬的是，这些“罪大当诛”的贪官们，其死刑来的都不那么痛快，全部都是“缓期二年执行”，这让人不得不产生疑问，这些贪官们，是真的“领死”，还是假的“赴死”？
　　贪官贪再多也死不掉，这种情况已不鲜见。去年5月，原北京市环卫集团高管于小兰侵吞国资3500余万元获死缓；7月，中石化原老总陈同海受贿高达2亿元，也同样被判死缓。负责任地说，这些贪官的赃款远远不止这些，能够明明白白写上判决书的绝对是“冰山一角”。那么人们不禁要问，贪污“奔亿超亿”也不会“即刻赴死”，是否因为我们的《刑法》缺少具体的规定吗？1979年版《刑法》（迄今七次修订，最近一次修订是2009年）第三百八十三条是这样说的，“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既然10万以上就够死了，那1000万级的巨贪应该够死100遍了。就算刨去通货膨胀等因素，贪官死个70、80遍也不成问题。
　　当然，对于“缓刑”的问题，《刑法》第四十八条也有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 这里就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可以判处”。也就是“可判死缓，缓期执行”，也可以“不判死缓，立即执行”，这个情况由法院来决定。费解的是，现实当中，竟然被法院执行成了“通判死缓，全部缓期”。不明白我们的“人民法院”哪来那么大的底气，“千万超亿”的贪污额硬是往“10万元”的底线上套。还有一个问题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如果按照现在的判法，贪官死刑将都“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那么，“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又有哪些情况呢？贪污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就属于“罪行严重的犯罪分子”，“千万超亿”就该“极其严重”了吧，怎么倒成了“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呢？
　　尤其关键的是，《刑法》第五十条对死缓变更亦规定：“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有谁会笨到死缓期间还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去再次犯罪呢？又有谁会闲置其来历不明的隐形资产和钱权交易的人脉网络，而白白浪费“立功表现”的机会呢？只要是个动物，它都有求生的本能，更何况贪官呢？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我们不能理解的是，法院为何总对这一群人、这一罪别如此“特别宽大”。如果说不判贪官“立马死”，是出于尊重人的生命权的考虑，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其他人的生命权就不值得尊重吗？现实生活中，抢劫盗窃10万元而被判死刑立即执行的太多了，而贪污受贿10万元被判死刑立即执行的根本没有，难道前者“罪当立诛”，后者“罪当缓诛”甚至“不诛”？是因为社会危害有所不同吗？谁都知道贪污受贿比抢劫盗窃的社会危害大得多，抢劫盗窃致损的是社会的一个点，而贪污受贿致损的往往是社会的一个面，是房价疯狂上涨、社会矛盾激化的现实根源。贪污受贿更深层次的祸害，是损害了我们党的社会公信，是损害了我们党的执政根基，理应成为“首诛重诛”的对象。
　　贪官死刑不立即执行，是否是钱与权“二次交易”的结果？企图达到的又是怎样的社会结局？这样做的后果，无非是给贪官们一个“由死变缓”、“由缓变刑”、“由刑变释”的“降刑绿色通道”，从而获得“二次生命权”，有利于贪官们依靠其未尽赃款，达到“重新来过”的目的。其后果，很可能是祸害在社会上的“重新回归”。
　　“惩不严”则“禁不止”，正是由于贪腐的出事概率太小、死亡可能太少、代价成本太低，才导致贪腐横行、为祸社会。巨贪不诛、毒瘤不除，社会谈何公正？社会怎能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