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国企改革：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右而左

（此文是我《国企改革：从现象到本质》贴的下篇，发于此供有兴趣者参考）

孤立的看国企改革，眼见海量的国有资产，一夜之间进入个人腰包，批评者必然把板子打在那些实际占有了国企的经理人的屁股上，清算他们的“原罪”；也打在那些炮制了各种低级“改制”理论的主流学者的屁股上，剥夺他们的学术桂冠。这当然没有错。然而，国企改革从来就不是一个改革国企本身的简单问题，也不是一个单纯经济问题，它关涉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早在1954年，毛泽东促成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确立了两条最高原则：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从1955年开始，全国开始实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经过三年的努力，目标顺利实现，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大业初定。之后，经过1962的反复，1964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这两条原则，从语言文字成为社会现实。

毛泽东是共和国的缔造者，是现在政权的合法性基础。所以，无论后人如何否定毛泽东的晚年成就，大谈他的晚年错误，修改宪法，但1954年确立的以上两条最高原则，无法直接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拿掉。“曲线道路”被迫成为选择。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要动摇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必须从经济入手，也就是从所有制入手。就这个意义而言，整个经济改革其实就是一个对所有制的消解过程，剑锋所指，是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改革从农村开始，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经典道路。早在1962年，“包产到户”的思潮就在当时的中央高层领导之间涌动。毛泽东及时发现并把它上升到走什么道路的高度加以批驳，严厉制止：“包产到户这事，不可干”。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是1962年思潮的复活。现在许多人纠缠小岗村的18个手印是真是假，其实这已经无关紧要。紧要的是，那18个手印，无论真假，都事实上“代表”全体农民和改革者签订了“改革契约”。那时候，包产到户，家庭联产责任制，粮食丰收，脱贫致富，万元户，小康，诸如此类似真似假，半真半假的新闻或者故事，从电台，从报纸，从改革者和理论家的文稿中，源源不断的灌输给城里的工人兄弟们，拨动他们的心弦，激起他们莫名的憧憬。似乎，沿着改革者设计的路途走下去，财富唾手可得，小康就在眼前。在大家将信将疑的时候，人民公社于1984年被勒令解散，农村集体所有制终结了，农民复归为一盘散沙，“工农联盟的人民民主专政”这把可以剪除贪官污吏命根子的剪刀，被卸下了半边。

然而，让改革者始料未及的是，一种完全在设计之外的力量横空出世。这就是乡镇企业。“农村改革中，我们没有料到的最大收获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是我个人没有料到的，许多同志也没有料到，是突然冒出这样一个效果”。（见邓小平《改革的步子要加快》）。

何谓“乡镇企业”？真如霹雳之后的地衣那样突然从地里冒出来的？非也！1958年实行人民公社之后，农村集体所有制建设基本到位，农村生产力得以历史性大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农村工业转移，于是诞生了公社企业。1961年，进入经济调整时期，在公社之下设大队，大队之下设生产队，此后的农村工业改为社队企业。这些企业，经过文化大革命后，都得到了良好的发展和壮大。1984年，中央命令撤销公社和大队建制，设立乡和村，社队企业改名，叫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就是这么“突然冒出”的。乡镇企业出乎改革者意料之外“突然冒出”，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那些“身在桃花源，不知有魏晋”的改革家们，对于1958年到1976年的中国农村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否确实了解。

乡镇企业成为农村和城市之间重要的桥梁和市场管道，也使城乡差距有越来越小的趋势。但是，当它野火春风般发展壮大到足以威胁到改革者蓄意培养起来的“非公有制”经济的生存时，他们就对其痛下杀手。理论家闻风而动，论证其如何扰乱了市场，如何成为腐败之源，如何浪费了宝贵的原材料。然后就说，乡镇企业理论上属于其所在乡或者镇的全体人民，由于没有人享受真正的产权，实际上没有人为乡镇企业负责。这套大家早已收悉的，由城里脚不沾泥的老爷们，贩卖到农村去的说辞，虽然大范围的遭到乡镇领导和乡镇企业经理人的抵制，但是政府出面裁判，采取一刀切，使乡镇企业在2000年前后，如同恐龙一般突然绝迹。它们当然没有钻到地底下，而是和以10万计的国有企业同时成为了众多近水楼台者的囊中之物，让他们一夜之间富甲天下。

乡镇企业到它死的时候，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已经占得“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地位，其他“二分”为全民所有制的国有经济和改革者在当时已经全力培养了20多年的非公有制经济（详见北大潘伟的《农民与市场》）。这个辉煌业绩，得益于它的集体所有制。讽刺的是，它惹来杀生之祸的根本原因恰恰是这个集体所有制！因为这个体制和理论家设定的“公有制必然导致效益低下”的改革前提完全相反，所以必须肉体铲除它，不然无法证明“非公有制”的制度优越性和良好的经济效益。

公社作为农村集体所有制的标志，1984年拔掉了，死地逃生的乡镇企业，也因为其集体所有制，并作为农村和城市的桥梁，作为新时代工农联盟的经济基础之一，被红牌罚出场外。现在，对改革者来说，留下的就是那个尾大不掉的城市国有企业。这是体现公有制经济的最后堡垒，若不革除，改革必将前功尽弃，工农联盟就有可能死灰复燃。所以这才有“明晰产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理论指导下的“抓大放小”政策的出台；高效的、优质的、超大型的国有企业暂时收编为政府的自留地，其它中小国企统统“战略退却”给“非公有制”经济。于是，“三国(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非公有制’)归晋”，可以剪除贪官污吏命根子的工农联盟之剪子的另一半，就这么行将拆除。

我也许不应该怀疑改革者和食洋不化的秀才们“富国强民”的改革动机，但不得不怀疑他们头脑中是否有一个“私有制崇拜”情节。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他们对于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有着刻骨的仇恨。

人民民主专政的最根本的特征是人人平等，工农由历来的被压迫被剥削者，成为可以与一切王公贵族（姑且称为第一等级）和依附在他们身上的知识分子（姑且称为第二等级）平起平坐的公民，如泥腿子陈永贵可以官拜副总理，与胡耀邦真刀真枪理论治国之道。这显然有违第一第二等级的纲常。第一等级王公贵族不乐意，第二等级知识分子没有了依附的靠山，也不乐意。

毛泽东说“私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之后，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管理问题。对领导人来说，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以平等待人”，“对企业的管理来说，要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是管理权，包括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为人民服务，否则是国民党作风。”（见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1949-1976下）

国家要交给工农大众管理，干部们和秀才们要下农村，到工厂，参加生产劳动，与工农大众相结合。这意味着，唯我独尊的傲慢，被汗水荡涤，人上人的优越感，让雨打风吹去。这一切的确发生过，要使其不再发生，重新找回傲慢的唯我独尊，脆弱虚伪的斯文，就必须铲除其得以发生的制度基础，把工农联盟的人民民主专政变成一纸空文，让整个工农阶级重新成为分散的小生产者，城市游民，只会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机器。不这样，便不能驾驭工农大众。工人比农民更有组织性，集中性，更富有斗争经验，国企改革也比农村改革更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农村改革先行，直到改革家和秀才们说的攻坚阶段的到来，国企改革才动起真格的来，哪怕惹得天怒人怨。

帖子写道这里，意犹未尽，有两个问题本来是要谈一下的，怕帖子拖得太长，影响网友的阅读兴趣，决定还是另辟文字，专门讨论。这两个问题是：一，国企改革，或者更广泛的说，消解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运动，尘埃落定了吗?二，面对现实，面对工农这样那样的权利被侵犯，沦为所谓的弱势群体，维权至关重要，然而，最大的维权，到底是什么？不是维护个别的具体的权益，而是维护制度。易言之，维护社会主义制度是最大的维权，最根本的维权。

结束语

本文的上篇从一个案例入手，考察1990年代中晚期关乎工人阶级最终命运，不同于以往历次的国企改革-“转制”，在“靓女先嫁”，“冰棍理论”等理论的指导下，在许多人并不很知情的情况下，早就进入实质性操作，但随着其深化，导致国有资产大规模流失，最终引来社会广泛的质疑甚至批判；中篇着重说明，导致国有资产大规模迅速流失的不是“产权明晰化”，“现代企业制度”这些似是而非的理论本身，而是它们背后起决定作用的政策支持。理论是弹性的，政策是刚性的。社会批判可以对理论和理论的炮制者大加挞伐，但一碰到政策，就必须静音。下篇也就是本篇试图说明，国企改革无论是改出的种种乱象，还是改革的理论或者政策，都还只是表象，本质则在于以曲线的方式、暗地里肢解“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把可以剪除贪官污吏的命根子、确保工农根本利益的制度的剪子。农村分田单干肢解了这剪子的一半，国企改革则是肢解它的另一半。但这一切尚未尘埃落定，工农大众必须起来维护社会主义的制度.。这是最大的维权。

右而左 2010-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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