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3月17日，我以当面批评的方法，对本队干部公款吃喝予以制止。最近几年，反对在国企改革中的权贵私有化。我的这些行为其实是可以归纳为一点的：就是反对封建特权。我很长时间以来都认为，对中国危害最大的莫过于封建特权，在中国，最有意义的事情也莫过于反对封建特权。
首先搞清楚，什么是封建特权，我认为，搞“日有十日，人有十等”那一套，在事实上搞人与人的不平等，就是搞封建特权。对这些事情，看事实就可以了，而不必看他们嘴里说的多么动听，或打着什么时髦漂亮的旗号。只要用是否人人平等这个标准来检验就可以了。
比如公款吃喝，主体是干部，也只有是各级干部们可以做的事，并且官越大花费越多。这成了他们的特权。
比如权贵私有，主体还是干部，只有干部们才有资格参加这场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并且官越大占有的资产越多，更充分体现了当官的已成为中国的特权阶层。
只有他们，可以不顾法律法规，大作特作这些事情，至于受到追究的概率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另一方面，也证明了我国在这些方面的法律法规是不完善的，总是不完善的，总是完善不起来的？总是不去完善的？）这些情况，都表明了在我国，特权已经到了横行无忌的程度。
我是以人与人之间在政治上平等这样的理念，去反对封建特权的。我认为。任何人都不应该存在法外特权。比如，干部公款吃喝有法律依据么？显然没有，那么在现实社会中就不应该发生，如果发生了，人民群众就依据宪法可以实行批评的权利，这就叫人与人之间在政治上平等。我认为在这些方面做的很好的是西方民主国家，他们的高官们公事用公车，私事用私车，一点国家的便宜也不敢占，因为出一点格马上会被媒体曝光，在全国引起舆论大哗，他们马上就会付出昂贵的代价。在这样的国家，就充分体现了人与人之间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只有民主国家，才谈得上平等。
事实表明，在我们的国家，人与人之间在政治上的平等，目前只是一种奢望。我之所以这样说，是有事实依据的。
比如我对本队干部公款吃喝当面批评制止以后，很快遭到打击报复。队长窦文学公然在调资会上说:对捣乱的人就是不给升级”他把对公款吃喝当面批评说成是：“捣乱”
从那以后，我就开始了我的漫长的向组织申诉之路。在中国，这是唯一可走的路，因为，因为，这个事法院不管，我不能以他们违宪为由，提出诉讼。我只能找“组织”， “组织”无所不在，也无所不能,他们包揽一切，所以一旦他们不作为，你就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官官相互，因为在他们眼里，哪有什么关于公民权利的概念？他们只知道，保住自身利益是第一位的选择，他们是根本不顾事实本身的是非的。因为有这样的组织在，所以我的“讨说法”虽然历经20多年，也没有任何结果。他们真是特别能战斗，一方面，对我这样的人冷酷无情，一方面，咧开腮帮子大吃特吃，中国的公款吃喝由每年的十几亿很快飙升至几千亿。在扩张自身利益方面，他们堪为全体中国人民的楷模。
此时应该承认，媒体偶而还是有良知的，北京广播电台1999年2月14日播出了我的来信，http://club.kdnet.net/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1162575 并对我的行为给予极高的评价。在“党的喉舌”说话的情况下，我所在单位的组织仍不肯主持正义。这说明什么？说明有一种力量，他们比“党的喉舌”都更有威慑力，那就是腐败，就是歪风邪气。
我和这种歪风邪气斗觉得很好玩，和正人君子们来正人君子这一套，来证明他们的虚伪，来证明他们的叶公好龙！天天教育群众，其实群众真的一有觉悟，对他们绝对是一场灾难。“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你批评他们一个试试，他们的伪善面目立刻会暴露无遗。这些沽名钓誉的伪君子们。
2003年底，我对批评公款吃喝讨说法还没讨完呢，另一个更大的不公平接踵而至，这次打的旗号是“国企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进民退”实际上搞的就是权贵私有，虽然打着民的旗号，其实完全与民无关，生产资料只归当官的所有，这次搞的有点赤裸裸了，好处是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对老百姓的真是极大的教育，达到了刻骨铭心的程度，以后你再忽悠什么他们也是不信了，我单位改制前好几个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再也不提入党这码事了，通通成了上访群众了。这让人想起苏共亡党的情况，是他们首先抛弃了人民，然后是人民抛弃了苏共，搞权贵私有权贵们占的便宜很大，但所要付出的代价也将要很大，因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私有以后，也是他们爱怎么搞就怎么搞，绝对的没人过问，有的就搞成了家天下，这是旧社会连资本家们都十分不屑的做法。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更是相差十万八千里。这时即使你找上门去，向组织反映改制后的种种弊端，他们也是连听也懒的听的，连忙声明和他们没有关系。还向躲避瘟疫一样的躲避着你。
但更大的不公平促使更多的人加入到讨说法的队伍中来，我成了所在单位的信访带头人。毕竟我经过多年讨说法的历练，功夫已经炉火纯青，我们只经过半年多的信访，居然争得公司股东地位。
多年来，我对中国国内的社会情况非常关注，其实我在带头信访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极可能是在做从没有人做过的事情—工人在产权方面的维权。因为在所谓的“产权改革”以后，工人们面临的命运，大多是下岗回家，剩下的少数职工则成了战战兢兢的“打工仔”，还不断的遭到经营者的清理，（经营者的心理：1：原职工不如新招进的工人好用？2：经营者把原职工看成是潜在的威胁者）他们那还敢动产权的念头。
而我们，由于职工在改制时对买断工龄时普遍的抵制情绪，改制小组不得不作出让我们在原岗位继续干的承诺，使我们的职工队伍在整体上得到保持，另外还有改制前单位留有一笔债权，改制后一年多了，经营者也不提不念，这些，促成了我们工人集体信访的可能条件。
工人通过集体信访成为公司股东，2006年春节前，我们集体聚餐一次，以示庆祝。我想这也是维权成功，于是报告给多家新闻媒体，希望他们报道一下，因为他们过去对维权的事情有过多次报道。
比如打电话时电信局多收了块八毛钱，上厕所时多收了三毛两毛，都有人维权，告上法庭，然后是媒体报道。还有那个王海的买一赔一，用他们的话说，叫“消费者意识觉醒”，现在我们是：“工人产权意识的觉醒”怎么着比那些个有意义的多吧？
但是我吃了一个闭门羹，他们象集体吃了哑药一样，一言不发，他们只报道鸡毛蒜皮的小事，“抓小放大”，我们的“债权转股权”每人核一万五千元，是上述他们报道事例涉及金额的几万倍。
看来他们知道在所谓的“产权改革”中，对广大职工近乎于斩尽杀绝的做法伤人太重，民愤太大，所以干脆采取鸵鸟政策，不听不问，视而不见，以维持住现状为最佳选择，并自以为高明。
在生产资料为谁占有这个重大问题上，主流媒体是根本不允许人们说话的，是根本不可以讨论的。此时也不说什么“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问群众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之类漂亮的空话了，因为这个事太重大了，太具体了，实际情况和他们平日宣扬的那套“人民如何如何”的价值观念太背道而驰了。
主流媒体可以不说，不讨论。但是，人们会想，这就是所谓“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吗？”
在有好处的时候，在有便宜的时候，在分财产的时候，不仅完全没有人民什么事，还要瞒着他们，背着他们（北人股份就是这么做的），他们只能认为，这是一个在实际上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社会，少数人可以廉价获得和占有生产资料，更多的人则连知情权都没有。这是一个为当官的预备的社会，这是一个尽说漂亮话糊弄人的社会。
我所做的，是把这些真实揭示给人们看。我多次向主流媒体，向“组织”反映情况，反映问题，他们是一贯的置之不理，他们唯恐触动那个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唯恐他们不高兴。
这使我想起前些日子，闹哄着要房地产商公布建房成本，后来又说房地产商不愿意公布，于是这个事情主流媒体就再也不提了（我天天早晨听广播），这使我感到我们这个国家，什么事情实际上不是看人民高兴不高兴，而是看房地产商之类高兴不高兴。
对原国有资产，强势群体喜欢独占，就让他们独占好了，于是我们在中国这个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看到的是一种极为奇特的现象，社会财富比资本主义国家更为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早已意识到，社会财富过于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将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因而从60年代开始，就通过税收优惠来鼓励企业主使公司职工持股，以致在西方发达国家，职工持股成为一种趋势。可是在我们这里，不但在产权改革中，极力排斥职工的参与，就是一开始让职工持了一些股份的，以后也以强制的手段让职工退股（如河北抚宁丽华淀粉厂），在职工持股的问题上，不但不与国际接轨，反而反其道而行之，真不知这些人脑子里想什么？
红楼梦里有一句话，我极为欣赏，“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目前已经占了便宜的不但从来不想在利益上做出一些退让，总觉得占的还不够，还玩命的偷税漏税（我国的税收收入主要靠工薪阶层），完全不知人们已经很愤怒了，真混到眼前无路那天，想回头可是来不及的。几十年前的地主资本家们可以作为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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