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摩罗致敬
我与摩罗先生有一面之缘，记得有一次在京我和蒯大富一起参加了一次特殊的饭局，按蒯兄的说法，他尽量把在京的右派朋友一网打尽让我见见面。结果确实来了不少，有近二十个，徐有渔、余杰等都落了座，其中有一位就是摩罗，他的位置靠着大富，表明他在右派中是很有影响的。
摩罗：本名万松生。1961年出于江西省都昌县农村，1978年考入九江师专中文系，毕业后在都昌县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工作12年。1997年获得华东师大文学硕士学位后，在北京印刷学院出版系从事教学工作。2004年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现为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目前正在从事原始宗教、民俗学、语文教育的研究。
由于我观点有左翼倾向，自然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也不想和摩罗等深交，自然慢慢的将其淡忘了。直到今年，在圈子内有人说摩罗写了一本书叫《中国站起来》，表明左转了，我并没有在意，续在天涯关天茶社网上经常看到有人骂摩罗“叛变”文，也只是感到好笑而己。直到昨天看了摩罗《达尔文谎言让我恍然大悟》一文，才让我认真想了一下摩罗现象，并生成此文。
看来，摩罗是一位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知识分子，是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因为他像鲁迅一样敢于解剖自已，向真理和正义投降。“感谢达尔文赐给我洞察力，感谢达尔文一夜之间颠覆了中国教育给我造成的愚昧与谬误，感谢达尔文在我寻找学术门径的关键时刻给我指点迷津。”说的多好啊！像锋利的刀，直插数百年来西方主流教育、特别是改开后的中国主流教育的心脏，给了欺世盗名的达尔文主义致命的一击。看到此，我只有向摩罗先生致敬的份了。
说摩罗从自由主义转向民族主义是事实，做学向首先是民族的，其次才是世界的。东西方文化都有先进的地方，要取长补短，不能相互排斥，更不能刻意贬低中国文化而吹捧西方文化。摩罗明白“最近500年的世界历史是西方文化通过不断的自我扩张把其他各种各样的文化都压抑到很低谷的状态，是这么一个历史，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曾经是世界上非常出色的一种文化和一种民族，但是在西方扩张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处于非常不利的状态。”是很可贵的，鲜明地同卖国的伪自由主义划清了界限。
说摩罗变成了左派也不尽然，摩罗的反思不等于是左派。左派中的许多人脑子里的愚昧与谬误也不少，也需要从书本中解放出来。左派和右派都应站在民族和人民立场上追求真理。
摩罗现象告诉人们，无论政治家、学者或平头百姓，应知反思是进步的阶梯，那种抱残守缺式的人是决无真知灼见的。
总之，摩罗现象是中国知识界的标志性事件，表明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真正觉醒和提升，中国伪自由主义说教正在加速破产，许多真自由主义者会纷纷反思。
笔者评摩罗的文字是苍白的，我们还是来全文精读摩罗的高论吧！
摩罗《达尔文谎言让我恍然大悟》：
“在半辈子的阅读史中，对我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书，一口气数得出四五十本来。可是约稿的朋友说，只能写一本，写“铭心刻骨”的那一本。
那就挑近的写吧。最近几年，让我深受震撼的书有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与《乡土中国》，梁启超的若干著作，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萨义德《东方学》，有摩尔根《古代社会》，弗雷泽《金枝》，瓦伦特《阿兹特克文明》，普雷斯科特《秘鲁征服史》，等等等等。但是最后，我还是选择了一本相对偏僻的书，来谈它对我的深刻影响。这本书是达尔文所著《人类的由来》。
让我震撼的不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观念，不是《人类的由来》所极力论证的人与微生物和哺乳动物和灵长类动物在进化链条上的关系。让我终生不会忘记的是这本书中微不足道的一个小插曲。
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中提到，南太平洋地区一些弱小种族，在英国殖民者侵入之后迅速灭绝的故事。比如，英国人刚刚侵入塔斯马尼亚岛（今属澳大利亚）时，他们估计岛上有原住民七千人（有的人估计有两万人）。他们在跟英国殖民者进行抗争的过程中，不断遭到屠杀，人口锐减。有一次全体殖民者通力协作，对他们进行了一次大围剿，他们最后从血泊中举起白旗投降的时候，仅仅剩下一百二十人。他们虽然活下来了，可是他们的尊严、他们的权利，跟他们的土地、天空、植物、动物、海洋一样，完全被侵略者掠夺殆尽，他们的身体越来越坏，他们的求生本能也越来越淡薄，于是一个个相继死亡。疾病和死亡继续紧紧纠缠着这个衰竭的民族。到1864年，这个民族只剩下1个男人和3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当那惟一的男人1869年死去的时候，这个民族实际上已经灭绝。
新西兰麦奥利人的遭遇跟塔斯马尼亚岛人很相近。1858年的人口普查，他们人口为53700人，十四年后的人口普查，只有36359，人口减少32.29%，如此迅速的人口削减，离种族灭绝已经不太遥远了。
导致这些种族灭绝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其实非常简单，根本不用进行什么学术研究。第一个原因当然是大屠杀。英国政府的一次大屠杀，就把塔斯马尼亚岛上的几千居民变成了一百二十人，这么直接的肉体消灭，一个种族还能壮大起来吗？
第二呢，殖民者入侵以后，控制了土地和一切资源，逼迫原住民成为他们的奴隶和打工仔，成天为他们的工厂劳动。原住民由主人变成了奴隶，他们的社会组织和文化体系也遭到彻底破坏，他们从物质生态到精神生态整个被摧毁，从情感、意志到神经都绝对压抑，丧失了生存、繁衍下去的热情与动力，于是妇女普遍缺乏生育能力。塔斯马尼亚岛人被强迫迁居之后，二十二个女人中只有两个女人生过孩子，两个人总共只生了三个孩子。没有后代出生，年长的死一个少一个，这个民族自然就非得消失不可
达尔文是学者，他肯定不能用我这么简单的方式，为种族灭绝问题下结论。他怎么下的结论呢？他旁征博引地说，英国人介入南太平洋地区之后，导致了原住民食物结构的改变，从而导致了妇女不怀孕，进而导致他们种族灭绝。而他引述的一切材料，都是英国的教授提供的。再没有比达尔文的旁征博引更加滑稽可笑的“学术研究”了。
一个这么简单的政治问题，被达尔文绕成了一个生物学问题，而这个生物学答案显然是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的，因而必定按照他的政治需求遮蔽一些基本的事实。
这跟我在受教育过程中所树立的信念完全对不上号。咱们中国的老师告诉我们说，学者是考究事实、追求真理的，西方的学者尤其具有科学精神和为真理献身的精神，他们的研究更加可靠、可信。
达尔文用他的巨著中一个小插曲，将中国教育体系种在我心中的一些信念，狠狠地捏碎了。
其实，达尔文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一个超然世外、仅与真理结缘的科学家，他首先是一个英国人，然后是一个殖民扩张时期的英国人，是到处烧杀抢掠的英国殖民者的兄弟，是英国殖民掠夺的受益者即分赃者。他的学术工作，尤其是涉及人文层面的学术研究，跟他的这种身份密不可分。
我终于明白，学者并不关心全部事实，他只是揭示一些事实，而刻意遮蔽另一些事实，究竟揭示什么、遮蔽什么，全看他和他的群体的利益所需。
我终于明白，学者并不关心真理本身，他只是编织一套说辞，为他和他的群体的利益的正当性提供真理性的解释，并用同样一套说辞，对其他群体的利益、尊严、权利的正当性进行否定。他所服务的这个群体可以是一个家族，可以是一个阶级，可以是一个地区，可以是一个行业，可以是一个国家，也可以是一个黑社会组织，或任何其他政治经济组织，还可以是一个种族。
如此而已。
感谢达尔文赐给我洞察力，感谢达尔文一夜之间颠覆了中国教育给我造成的愚昧与谬误，感谢达尔文在我寻找学术门径的关键时刻给我指点迷津。”
的确，对如何认识达尔文主义，摩罗站在了高地。
201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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