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平民、或者是奴隶身份出身的英雄人物——陈涉，载入史册的大概要数司马迁先生。这倒不是因为陈涉“革命”的规模有多大，起义的时间有多长（仅仅只有六个月），而是陈涉起义的影响和意义实在是太大。其中一个最直接的结果，便是催生了汉王朝的建立，这两者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汉王朝的创始人，刘邦先生当然不会忘记陈涉这个同时代的英雄前辈。从某种意义上讲，陈涉实际上是引导他走向“革命”道路的领路人，是“革命”的先行者。这一情感因素可能深深地刺激着刘邦的一生。“革命”成功后，他自然要想到陈涉先生早年的那一义举，那是一种拿生命作赌注的搏击。
刘邦先生有能力，也有条件纪念这位起于荒陌之中的英雄，就如同他一样，来自平民的身份。《史记》中这样记载：“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时为陈涉置守冢三十家砀，至今血食”。如果没有一种相同身份的认同和感情上的寄托，想信刘邦先生是不会为这位失败英雄，花费国财来祭奠他的。至少，项羽先生如果“革命”成功，则肯定不会这么去做。因为西楚霸王从来都自以为是，以楚国贵族自称，是向来不把平民和奴隶瞧的上眼来。
司马迁先生是食禄汉王朝薪俸的官员，同时也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史学家，理所当然要记录下对汉王朝建业有益和有功的人，秦末汉兴时期的平民出身英雄人物陈胜，当然是应该写入史书之中的，就如同我们今天始终把孙中山先生作为中国革命的先驱者那样加以纪念。从史记人物的编排上，陈涉入列世家这一公候之位，但其英雄事迹则远不如同时代列传中那些著名而显赫的人物。儒家之徒贾谊先生，便有点瞧不起陈涉。在其剖析秦王朝覆灭的那片著名论文——《过秦论》中，就说：“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疲弊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其实，贾谊先生这里犯了个常识性错误，以为天下大事非精英们可为,像亡秦这样的惊天大业，只有六国精英或是学识渊博之士才能做？其实仔细阅读《史记》，我们知道。陈胜少年时代就志向非凡，是一个守法、诚实的农民，靠着给贵族们种地养活自己和家人。因为才能得不到施展，也没有读书的地位和机会，便“怅恨久之”地发出：“王候将相宁有种乎！”这样的质问。在整个起事的过程中，充满了陈涉等奴隶们的智慧和胆略，这是那些仲尼、墨翟贤人，陶朱、猗顿富人们想做也做不出来的事情。在这场惨烈而血腥的起义中，战死者十之八九，对那些横竖都是一死的奴隶们，只有抗争一博或许还有生的希望。那场强加在他们头上的死亡游戏，只能是以统治阶级的毁灭和自己的牺牲来结束。二千年以下，我们似乎都能听得到奴隶们父母、妻儿的哀嚎。
中国历史有记载的有二十五个朝代，其中纪录了二十五个大大小小的王朝。在这些血迹斑斑的历史背后，是王朝的更迭，民变的频起。陈涉作为农民起义的第一人，书写了奴隶造反的奇迹，他是五千年中国历史中造反起义的开创性人物。从此往后，连绵不绝，直至成为统治阶层无法挥去的梦靥。
在以“成者王侯，败者寇”论英雄的儒家史学观中，掩盖着的是无数受压榨、受迫害穷苦百姓们悲惨的命运，从来没有人原为他们树碑立传。在那些记录了所谓帝王将相们神武英明的后面，遮掩着的是底层奴隶们强大的力量。儒家之徒们用他们的馋献之笔所书写的历史，不过是替自己这个阶层在统治阶层的岗位上争取一席之地。在这个盛行强权政治的世界，千年以来，弱小人民、弱小民族、弱小国家的命运没有发生质的改变。从奴隶制度的崩溃，到封建社会的死亡，再到资本主义的回光返照，人类追求自由、平等、民主的信念始终没有改变，追求理想社会的奋斗脚步始终没有停步。
虽然统治者们依然在维护着统治的秩序，弱者依然在艰难地重复着受压迫的轮回，但陈涉式的小石子砸破大水缸的义举，让统治者们胆寒，让吹鼓手们忌惮，那些试图靠孔孟之道的老酒，盛装和谐社会新瓶的举措，或许是一厢情愿。
有人问过：再过一百年，当如何？
智者回答：“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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