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何清涟女士的“宿敌”。我曾写过两篇文章《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家》、《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盛赞何女士。何女士出国后，我确曾严词批评过她的一些言论，但那只是望之深、责之切。我一直认为，何女士可以在中国当代思想史上占据浓重一笔。她的《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等作品，不但首创性地论述了改革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公平问题（现在有不少人要争这个发明权，恬不知耻），更由于传播之广、影响之大，可说是提前对中国民众进行了一次“后改革时代的启蒙”。笔者和笔者所认识的一些人，就曾受到过这种启蒙的影响。所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的“改革共识”，可以说就是在这儿裂开了第一条缝隙。现在一些自由主义的启蒙学者，乐于论证当年的“改革共识”是“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中国已迈出了第一步，本来准备迈第二步，结果因故终止了。这种说法虽然蛊惑了不少人，但毕竟不是事实。政治民主化从未成为过全民共识，它始终只是少数人（具体说主要是知识分子）的“春梦”。老百姓才不管什么民主不民主，他们要的是“好日子”。当年中国的老百姓拥护改革，不是因为改革最终可以让他们投票选总统，而是有人承诺，改革会让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当“先富起来的人”端起碗吃肉时，其他人也能喝上一口汤。
何女士出国后，未见再有如此份量的作品。这本可以理解，不少人都是厚积而薄发。一鸣惊人后，风华不再的例子，学术界、文艺界都不少见。比如何女士的同乡，《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国画》、《梅次故事》的作者王跃文，都是一鼓即泄，再也没有像样的作品问世。
但是，何女士在海外发表的杂文与短评，也与她收录在《经济学与人类关怀》、《我们仍然在仰望天空》等书中的文章有着明显差距，普遍呈现出观念先行，离事实渐远。这显然不是学术和智力水平的问题，而是去国离乡，导致的对研究对象之隔膜。搞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如果不能身临其境，只能通过电视和报刊“遥感”，本事再大，失去了源头活水，也只如管中窥豹、隔靴搔痒，所见终究有限。何女士迄今仍能在海外独树一帜，与她出国比其他人晚了十几年，对这十几年的中国更熟悉，不无关系。其他人像我原来欣赏的学者严家祺，最近看到他的一篇杂文，很难想象一个人的智力程度会下降如此之大，显然，主因还是对现状的隔膜。
去国离乡非何女士之愿。我很少关注其他人是怎么进去、出来的，但确实认真读过何女士出国时的情况介绍。显然，当时何女士受到了“有关部门”的关注和骚扰，这确实会给生活与学术造成不便，令人同情，也让人愤慨。不过，逼何女士出国，或许正是某些人心中想的。何女士本也可以作出其他选择，以其当时名望，“有关部门”其实不敢真正把她怎样。像何女士这种声望、影响的人，仅因言论就施以强制，至少近几十年内没有先例。看看余杰，学术成就和声望远不能望何女士项背，而言论更极端，不一样在国内活得滋润？韩寒是另一个例子。因此，不能不为何女士惜之，亦为国家惜之。倘何女士仍在国内，中国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又将多出一把犀利的手术刀；以她的影响力，对改革的反思、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清算，或许不须等到“顾郎之争”以后。如此，中国第二次转型的时机早一些，代价少一些，路也会好走一些。
或许有人会说，何女士的选择固然令人惋惜，但“有关部门”责任更大，为什么你那篇文章只批评何女士，不批评“有关部门”？——问题是，我对政府的批评还少吗？一篇文章而已，一次只可能针对一个方面，不可能面面俱到。而且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尽可能说别人没说过的，没看到的。笔耕几近十载，“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这几个字，我自认为是当得起的。至于由此导致的误解，非我所虑。如果瞻前顾后，左顾右盼，又何必出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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