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最近几年从海外传入一股热捧宋朝之风，对于宋朝一再战败屈辱之事只字不提，专讲宋朝在经济文化领域的成就，把宋朝描绘成胜过中国历史上所有朝代的“黄金时代”。对此必须保持冷静，不能中了某些西方人热捧宋朝的圈套。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此话一出，热捧宋朝之风骤起。美国人罗兹·墨菲在他所著的《亚洲史》中也说，宋朝是“中国的黄金时代”，是中国“一个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期”。他们这些话，诱发了国内不少人的民族虚荣心。单就汤因比这句话而言，不能说它有什么问题，但墨菲的要害却是要由此推断出如下结论：“中国在宋朝的惊人兴旺，与它放弃建立较大帝国的野心有很大关系”，“宋王朝明智地专心于长城以南汉族中国人居留的高生产力核心地域，甚至用礼物签订一项停战协定，承认异族对今北京地区的控制，用类似协定让另一个异族控制西北干旱的甘肃。这些协定并不造成实质损失”。在他看来，中国不统一反而比统一更好，中国根本用不着统一。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维护国家统一，历来都是头等大事。墨菲说什么“承认异族”对某些地区的“控制”，对中国“并不造成实质损失”。墨菲的这一观点，足以挑拨中国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助长民族分裂主义。
不可否认，宋朝在经济文化上取得了骄人成就，为中国人增添了荣耀。但宋朝作为中国古代一个举足轻重的封建王朝，至少在以下几个基本项目上得分都在及格线以下：一、自始至终没有实现国家统一；二、同四方少数民族关系搞得都很紧张；三、军事上屡战屡败。对宋朝不能只看一面，不看另一面。谁也不希望宋朝帝王们去“扩张”，只希望他们把祖先开拓的中国固有疆域收复、守住、实现国家统一。
皇冠只有一顶。中国漫漫五千年历史，用“盛世”来形容某一朝代某一阶段的社会面貌，这样的例子并不少。但是，对一封建王朝冠之以“盛”字者，唯有“盛唐”，没有第二例。难道前人没有看到宋朝取得的成就？不是，他们比我们看得更清、更早。例如明朝“开国第一文臣”、主持修撰《元史》的宋濂曾说过：“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陈寅恪也说过：“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他们的话都是有根据、有分寸的。难道唐朝就没有问题吗？也不是，唐朝的问题也很多，有些问题还很大。但是，这是对一个封建王朝的综合性评定，不是单项评选。首要标志是国家统一而强大，其次要看政治昌明、经济文化繁荣、民族关系和睦、人民生活安定富足、国际形象良好等等，综合得分最优者才能夺冠。这是历史的评定、时间的评定、千百年来中国老百姓的评定。
还有的人竟把宋朝在军事上的软弱无能，一败再败，向辽、金割地纳款，称臣称侄，当成宋朝治国者的“优点”来讲。甚至说，有人算了一笔账，澶渊之盟后北宋每年给辽国缴纳的“岁币”，平均每人分摊四个铜板，等于一个烧饼钱，“试想一下，每人每年少吃一个烧饼，就可以天下太平了……这等好事又有什么不对呢”？按照这种“烧饼换和平”的逻辑，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岂不都得重写？
历史研究在不断深入，肯定会不断有新的发现、新的观点。但是，谈论中国历史，不能离开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这条最基本的底线，这是必须坚守的原则。
当代文人的精神品格，不能跌落到宋朝文人之下。如果宋朝在军事上一败再败、二帝被俘、南渡偏安不是宋人的伤心事，陆游就不会在临终前用诗句嘱咐子孙“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辛弃疾就不会“醉里挑灯看剑”，排斥不去欲战不能的内心苦闷；婉约派女词人李清照更不会因此写出满腔悲愤的诗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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