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对照今天的社会现实来看，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是非常有道理的。它是毛泽东本人能想到的最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了。
毛泽东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在毛泽东谈话时提出了历代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问题。毛泽东高兴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可是我们发现毛泽东在民主问题上陷入了两难：其一，中国只有一个政党是执政党，这与西方的民主制度不同，这就决定我们不可能照搬西方那一套民主制度；其二，不采用西方的民主制度我们又能怎样呢？我们的人民怎样才能成为主人而不是奴隶呢？也许，“人民当家作主”是毛泽东晚年思考最多的六个字，因为这是他作为一代开国元首对老百姓的承诺，没有这句承诺，无论如何是无法团结到广大劳苦大众为革命去卖命的。
毛泽东是真心要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六个字的人，这六个字是他那个时代人的信念，信念就像一个人的脊椎一样，没有它就没办法直立行走，正是“人民当家作主”这个信念使得老百姓愿意跟随他们前行。可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们却发现欠老百姓的帐还没有还，不仅没有还，而且似乎还越离越远了，历史似乎又回到了过去无法摆脱的周期率怪圈，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受到了党内部当权派势力的威胁。阶级对立出现了苗头，而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毛泽东知道，阶级矛盾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是“兴亡更替”的根本原因。毛泽东本人也是通过分析阶级矛盾起家的，是利用阶级矛盾这一尖锐的武器的高手。他更懂得其后果必然是黄炎培老所担忧的。
出于这些考虑，毛泽东在晚年运用他的超人智慧，大胆尝试，试图在现有体制内创造出一种新的民主模式。这种民主模式是要打破中国千百年来只有权贵当家没有老百姓当家的惯例，打破了中国千百年来只有上层阶级统治底层人民没有底层人民管制上层阶级的历史，所以，只有毛泽东那个时代才破天荒第一次地发动了群众反抗权威，他亲自出马当头阵写“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
文化大革命，那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段当官者害怕老百姓的时代。我们知道，西方民主法治做得好的国家达到了同样的效果，只不过，他们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他们采取的是制度制衡，而文化大革命则采取了暴力斗争。暴力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对政治斗争形式的认可解读，当然马克思主义并不反对还有其他方式的政治斗争。
毛泽东的意思是要让当权者明白，老百姓才是真正的主人，可以在任何时刻拉当权者下台的。因为中国的老百姓太善良了，他们逆来顺受惯了，他们没有民主的传统，所以，毛泽东也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教育中国老百姓——这才是民主，你们才是真正的主人，你们不要忘记了这一点，你们不要容忍当权者对你们的欺压，你们要奋起反抗！我们虽然没有西方人严格的民主制度，可是我们也可以有我们阶级斗争的传统。真正的阶级斗争当然是瞄准政权来的，当然是要流血的。它不是温和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要动刀枪的，是要死人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选择了阶级斗争这一方式来制约权力，要求它周期性地使用，才能摆脱那个周期率怪圈。毛泽东希望它周期性地使用，形成一种习惯，一种传统，让他成为当权者头上时时刻刻悬着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不敢一心一毫地懈怠，不敢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论方式到底怎样，起码这种动机是值得后人尊重的。这种动机背后对于人民政权的深刻担忧是值得后人警觉的。
不妨猜测，毛泽东能想到的最好的“民主”形式是“阶级斗争”。他是想通过阶级斗争这种激烈的政治斗争来制约当权者，让他们时时刻刻胆战心惊，不敢有丝毫对群众不公正廉明的现象。应该说，这是毛泽东非常好的动机和出发点，是值得肯定的地方。可惜，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将文化大革命“妖魔化”了，觉得那是不可思异、不可理解的。其实并不是因为当时的人们或后来的人们思维能力浅薄，而是因为人们产生了的普遍恐惧导致的，加上宣传上的一边倒习惯，不能客观分析已经发生的历史事件。对文化大革命要用一棍子打死的办法去逃避，而不能勇敢面对。对阶级斗争也讳莫如深，不轻易提也不敢去提。
如果历史能从文化大革命中吸收点什么的话，那就是“民主”，不仅当权者要记住老百姓才是主人，老百姓也要有主人公的姿态和勇气。可惜，一场文化大革命，被后人像泼脏水一样连同孩子也一起泼掉了。社会精英们众口一词地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不考虑历史背景，也不考虑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发生的动机，这必然会导致严重的后果，那便是“历史退缩”。这种历史性退缩在今天的表现就是，权力得不到任何的约束，当权者不仅没有收敛对老百姓的鱼肉，甚至敢于为所欲为，毫无顾忌，比先前更嚣张了，套用一个流行的词汇，这是一种“反弹”。这就是对历史作简单粗暴评价的后果，不能不引起当代人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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