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花了近两个月，读完中央文献的《毛泽东传》，上下两部如砖厚，但基本搞清了：哪些材料是真，哪些材料有假，哪些材料我分不清真假，有些材料被截了，有些材料被加了，有些材料恐有篡改；哪些评论公允，哪些评论刻薄，哪些评论在胡说八道——总言之，看出了所谓“改革派”的分寸和面目。我的笔记，就是将主席鲜为人知的讲话内容逐条地收录下来了，不能保证其全真，但都标明了出处，如有断章、添加或篡改，有条件与能力者都可考证。
2.有人说：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毕竟比“造谣”进了一步。现实也确是不许“真话全说”。但是，谁说“真话不全说”就是良心了？真话虽真，但不完整，选择与组合不同，其教育结果也是不同的。“三七分”证明了这一点。
3.我看是“九一分”最准确：九分功绩，一分过失。这一分过失，便是那几年头脑发过热，急于求过成，而没有看清楚自己的民族的弱点。关于这一点，主席自己也作过自我批评。至于所谓倒彭、扩大化的过失，便是后来有意地偷工减料、并且也是“扩大化”的宣传结果。至于文革，这是路线之争，原则之争，没有觉悟没有远见的人不会理解，而后来的历史会证明这一切。邓公多加了两分过失到主席身上，30年过去了，如今天还活着，他就不会这么说。
4.自己的民族有没有弱点？叫三年工商改造，几个月就高潮了；叫搞合作社，就来死牲口；叫百花开放，就乱放毒草；叫弄整风，就乱整人；叫大炼钢，就毁林；叫办食堂，就拆房拆桥；叫大跃进，就来浮夸风；叫你“多快好省”，你就只要“多快”不要“好省”。叫反“左”，就来极右；叫反右，就来极左。叫你“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就来敷衍，或者就打杀人。到了文革，叫你文斗，你来武斗，把人往死里打；叫你整走资派，你人整人，派整派，公报私仇，阴谋诡计，乱搞一通，违背主席的意愿，把良好的政策推向极端、推下深渊。下属们歪曲地理解上级的政策，一贯不认真执行，不准确地执行，而是胡搞一通，敷衍了事。这就叫浮躁，叫投机，这个民族至今还长着的恶瘤，致命的弱点。
5. 一个深谋远虑的、绝顶聪明的领袖，不幸统领了一个有着致命弱点的民族！主席始终没有察觉这个民族的劣根性，以至过于相信教育，过于相信群众，过于善良，造成后半生的莫大遗憾。他虽然读过鲁迅，但经过革命战争的洗礼，他不再留神那些劣根性了，并且一直相信可以通过教育，通过“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将一切人（阶级敌人除外）拯救。他没有防备浮躁与投机的民族，将会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出现怎样的错误与灾难。主席这后半生的所有精力和时间，几乎都耗在了因为这个民族忽然极左忽然又极右的反反复复的摇晃而进行的“纠左”与“反右”的努力之中，不胜烦锁，心力交瘁。
6.日耳曼民族，大和民族，其下级都能很好地理解和认真地执行上级的政策和命令。连希特勒的每一条侵略政策其部下都能严格、准确、认真地执行。世界上凡优秀的民族都必有这样的品质，那就是认真、细致、脚踏实地地做好每一件事。这是我民族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将来都应该努力学习的精神品质。社会主义能不能坚持、能不能干成，我看和这一点很有关系。所以，我们的这个民族要改造，而且必须改造。
7.我现在很怀疑主席的温软的教育手段，对于民族的成长究竟起了多少的作用。有人说“文革用药欠猛”，我认为正是如此，其后的“牛鬼蛇神”不是都复活了吗？不是又都猖獗起来了吗？文革中的积极分子和群众不是都下去了吗？“教育万能论”是不对的，应该兼有硬的手段，法家的手段，主席历来都是倡法反儒的，晚年尤其如此。斯大林曾对主席的手段“不以为然”，我看是值得深思的。
8.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永远的主席！我们永远怀念您！“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就又要出马列主义了。”我是深信您这句话的。我之所以敢纠正您，正是为了将来不会再有这种覆辙了。革命流了多少血啊？几千万人捐了躯，您说您一直惦记着这件事的，而您有的同事就忘记了，所以您才决定要为死去的英雄们惩罚那些忘恩负义的人。韬光远略，让我们永远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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