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价翻了20倍，谁赚了大钱？

菜价翻了20倍，谁赚了大钱？　　

蔡金安

2008年肉价贵，2009年房价贵，今年轮到菜价贵了。西葫芦从产地到菜场价格翻了20倍，其它菜价也大涨，菜贩菜农都说没赚到大钱，那么究竟谁赚了大钱呢？　　

长途菜贩和菜农没赚到大钱　　

在北京最大的蔬菜批发市场——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一位来自山东聊城的长途菜贩告诉《经济半小时》记者，聊城的西葫芦产地只有5分钱一斤，运到北京的社区菜市场，价格能翻上20倍，价格变成了每斤一元。　　

作为北京重要的蔬菜基地，山东、河北、湖北等地的蔬菜运到北京市民的家门口后，价格涨幅少则在1.8倍，多的达到20倍。　　

山东菜贩：从地头到这里边我们整个成本加到2角钱左右，1.2块收的菜我们卖到1.4块，我们一分钱不赚，白给市民帮忙，要是我们卖1.21块，我们赚1分钱。　　

长途菜贩异口同声地说，菜价大幅上涨，责任不在他们身上，而是北京市内出了问题，比如，新发地市场西葫芦每斤批发价格只有两毛五分钱，但北京市内多个社区菜市场的价格却都达到了每斤1元的价格，从新发地到北京市内短短十几公里的距离，西葫芦的价格竟然涨了3倍。　　

接下来的调查发现，新发地批发价为0.8元的西红柿，到了市内价格也翻了2.5倍。　　

很多北京市民想不通的是，来自山东、河北、湖北的蔬菜经过几百上千公里的长途贩运，每斤蔬菜的价格只增加了2毛钱左右，为什么最后的几公里、十几公里，蔬菜价格却能翻着倍的往上涨？　　

北京市民：种菜的，用这么点菜籽，好容易长这么大，卖2角钱，他那卖1.6块，整个中间环节给赚去了，现在不是电视台报纸又登，大蒜又垄断，绿豆又垄断，跟房产一样。　　

在蔬菜的生产、销售环节，到底谁是最大的获利者呢？　　

长途菜贩说，农民现在挣钱很少了。现在农民种菜并不容易，种子、化肥、农药、人工的价格都在上涨，再碰上恶劣天气，产量受到影响，所以，种植蔬菜的农民并没有获得暴利。　　

同时，这些菜贩说自己也没有获得暴利。他们常年累月的从山东、河北、湖北等地，把农民种的蔬菜收上来，然后把这些蔬菜运到北京批发出去，一年到头不是在农民的地头，就是在车上和批发市场，生活过的非常辛苦，劳动时间远远超过普通工人，但收益却很微薄，大概一年能挣3万块钱。　　

社区菜市场的菜贩也没赚到大钱　　

那么，外地蔬菜进入北京后价格大幅上涨，究竟谁是最大的获益者呢？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负责“最后一公里”销售的社区菜市场的菜贩，而他们也是北京蔬菜批发市场到最终的社区菜市场蔬菜价格加倍的实施者，是不是他们最终抬高了蔬菜的价格，获得了额外的暴利呢？在北京会城门菜市场，记者找到了一对承包柜台卖菜的夫妻。　　

社区菜贩杨大姐：赚不来，原先冬天的时候可以赚，现在赚不来。我现在还是有几个饭店，有几个固定单位在送还行，还勉强过日子，要没饭店送要靠你卖这个不行。　　

杨大姐说，自己虽然是从批发市场进的货，并把蔬菜最终卖给北京市民，但他们绝对没有挣到所谓的暴利。为了证明这一点，她建议第二天记者跟她老公一起去进菜。第二天凌晨2点半，记者坐着杨大姐的丈夫舒先平的电动三轮车出发了。　　

在紧张地忙碌了4个小时后，舒先平终于买齐了所需的28种蔬菜。白菜、菠菜、小油菜、小白菜被加价100%，香菜和西蓝花由于要去土和多余的部分，被加价100%以上，芹菜、韭菜、茴香、黄瓜、油麦菜、冬瓜被加价50%以上。　　

记者：平均下来一天能净挣多少钱呢？不算摊位费。　　

杨大姐：净挣一百二三十。一个月能挣2700、2800。　　

舒先平和杨大姐每天分别在2点半钟和7点半钟起床，晚上七点半钟才能回家，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时间，一年到头只在春节休息3天，两个人每个月的收入只有两三千元。而他们家里，居住面积只有六七个平米，女儿的居住面积只有2个平米，电视只能收到3个台，电饭锅也用了将近10年，所有的衣服就这样放在床顶上，晚上炒菜时，过道上的灶台竟连灯也没有，而每个月的租金是700元。　　

杨大姐说，她身边几乎所有的卖菜人都过着同样的生活，每天艰苦地劳动，没有节假日、没有保险，一年辛苦下来，只能赚两三万元钱。　　

如此看来，还是没能找到菜价暴涨的关键环节。菜价虽然在他们手里涨了不少，可他们真正赚到手的却是微薄的辛苦钱，菜价中包含的利润到底去了哪儿？　　

获暴利者，菜市场出租者也　　

调查发现，摊位费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蔬菜价格的高低。　　

2000年，北京市发改委为了稳定蔬菜价格，曾经对北京市的蔬菜摊位规定每月的租金不能超过30元，那么，10年过去了，摊位费又是怎样一番光景呢。　　

菜贩说，一个摊位的长度大约在1.5米左右，使用面积大约为2平方米，一个月的租金是1000元，也就是说10年时间，社区菜市场里的蔬菜摊位租金价格翻了30多倍，　　

菜贩说，这个市场一平米菜摊的年租金已经高达6000元左右，而租赁这些菜摊的商户，为了交上一次次上涨的租金，在附近居民购买蔬菜的数量有限的情况下，只能一次次提升蔬菜的价格，而附近的居民也只能选择接受。　　

原北京市第二商业局业务主任黄翠萍说：你不接受没有办法，菜你还是要接受的，附近没有别的卖菜的地方你就只能上这来买。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任职北京市第二商业局，作为曾经主管蔬菜的业务主任，她退休后一直关注北京的蔬菜市场建设。她说目前北京的社区菜市场一般菜摊的租金都在500元左右，相比2000年上涨了16倍，这一数字也远远超过了蔬菜价格上涨的速度。个人承包菜市场，对百姓只能是提高商品的价格。　　

黄翠萍认为，和以往政府办菜市场不同，改革开放后，北京的菜市场陆续被个人或企业经营，他们把柜台出租给卖菜的商户，靠收取租金过日子，因此，他们也有着不断提升租金的冲动。因为商人他就是利益最大化，但这些钱最终都是加到消费者的身上。　　

菜贩说，每个月自己赚的钱，几乎要拿出一半来交摊位租金。这也意味这，目前北京市民卖菜的花销中，有很多悄悄地流进了市场经营者的腰包。 　　

十年时间，北京城里这些社区菜市场的摊位租金上涨了十几倍，金额甚至占到了菜贩利润的一半左右。看到这里，我们似乎能为菜价上涨找到一些根源。正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飞涨的租金最后只可能变成飞涨的菜价，让老百姓来承担后果。大批掌控社区菜市场的老板们，也从摊位租金上涨中，不断地积累财富。　　

对于承包公共场地场所的这些人来说，尤其用于商业运营这些场所，他的风险是极小极小的。菜市场是最基本的保障民生的场所，这些场所由私人老板或企业控制，不仅直接影响到蔬菜的价格，同时还涉及市场公平，以及市场垄断。　　

一些社区菜市场已经开始对塑料袋展开垄断经营，以获取超额利润。只值几分钱的塑料袋被强迫以两毛到三毛的价格销售，社区菜贩说，上别的地方买，不让你买罚你钱。这种现象目前已经越来越多。　　

目前，私人或企业经营的菜市场，并不只是塑料袋方面开始垄断经营，同时，在单一蔬菜品种或单一肉类，也开始出现一个摊主垄断经营的苗头。　　

而在这家社区菜市场，黄翠萍就发现，粮油经营只有一户，这样的局面很容易形成对局部地区的价格控制。　　

黄翠萍目前调查的结果是：北京的社区菜市场绝大部分被私人老板或企业经营。　　

不公平的暴利源于私有制这个祸根　　

一系列现象说明，正是由于菜市场绝大部分被私人老板或企业经营，才导致随意提高菜贩摊位的租金，使租金迅速暴涨，也推动了菜价的暴涨，同时引发垄断行为不断出现。原北京市第二商业局业务主任黄翠萍说，面对目前菜市场摊位价格上涨、以及局部地区价格垄断开始出现的苗头，她建议政府应该逐步掌控对菜市场的经营权，然后低价出租给菜贩等商户，抑制菜价的过快上涨。　　

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私有制是现代社会中最主要的罪恶，是少数人获暴利的推手，是导致劳动人民贫困的根源。当前，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摈弃资本主义私有制，显得十分重要。　　

201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