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的光与影之抒显然在西方建筑大师的眼里得以升华，尽管他们所描述的尽然不同。柏拉图的理念在于：光趋向于影，理想趋向于现实。迄今为止，中国的学术界就是一个可怜的徘徊在知识殿堂门口的残疾人，他们恰恰颠倒了光影之抒。或而言之，他们用不切合实际的理想驱动社会的变化发展或用迂腐的形而上的观点来讨论社会问题。总之，今天的学术界是一种头脚倒置的形而上的学术。这也是中国各个学术领域、教育系统最为悲哀的一件事。
放眼世界，二元哲学体系下的知识已经走向尽头，西方哲学奠基人康德的表述中可以看出，无论是纯正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纯粹理性批判》到徘徊于唯物与唯心之间的《实践理性批判》还是到彻底的唯心主义观点的《判断力批判》都无一昭示了二元哲学体系的不可调和性。即使是唯物主义的集大成者卡尔马克思，无论是其年轻时如何的唯物甚至于发表了《共产党宣言》最终在给恩格斯的信件里透露了自己的唯心主义观点。
所以说二元哲学体系本身就是难以调合的，从传统文化来看三分法或许将是未来知识体系的基础。从中国国内的文化来看，不会出来大师，目前有的仅仅是些沽名钓誉之徒。从世界范围来看，也不会出现大师，其根植于二元哲学体系下的知识不会早就大师。有也仅仅是满足于现时要求的理论或知识而已，尚不能称之为真理。
正如罗马教皇加里格力高固执的要把“安格鲁人”变成“安琪儿”，蒋介石强制要求人们吃饭前向上帝祈祷一般，中国的知识界精英正一厢情愿的的憧憬着把中国变成美国式的民主国家，把中国人彻底的变成“西部牛仔”。他们用一种温和、高雅而又故作高深的强调滋育了民众，使得人们在物欲横流中欢呼，于是他们俨然成了披着伪善圣衣的“耶稣”。即使面对惊醒的“梦中人”，他们旋即用“高素质人才”的诡辩和施舍一点小恩小惠来冰释人们的质疑，他们只是想象保证自己自身利益的特殊条件同时也是唯一能使现代中国得到挽救的一般条件，并且要求全世界也这样想象！如果真的相信自己的本质目的，难道还会用另一个本质的假象来把自己的本质掩饰起来，并求助于诡辩和伪善吗？
昔日，“极有侠气”的汪精卫的“曲线救国”；东林党人的假公济私；“群众喉舌”的媒体监督，都无一昭示了一个共同点：阳于为公，阴于私欲。魏忠贤死，东林党人弹冠相庆借以慰藉魏当政期放逐、关押、分流的官员。不久，闯王至京，东林党人顿作鸟兽散。崇祯帝曰：朕非亡国之君，尔等乃亡国之臣。《明史》中记载的东林党人是江南制造业的舆论舵手，这和今天某些媒体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喉舌一般；而东林党人聒噪的恰恰是为了江南制造业的地位和利益，如今的某些媒体恰恰为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而摇旗呐喊。无可非议的是明朝统治阶级日薄西山之时却走上了竭河而鱼之路，大肆对工商业摧残。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五载：“行货有税矣，而算及舟车；居货有税矣，而算及庐舍；米、麦、菽、粟饔飧也而税；鸡、豚肉食也而税；耕牛、骡驴畜产也而税。” 明会要卷五七“商税”条载：“都邑关津中税使棊布，水陆行数十里，即树旗建厂，所至纳奸民为爪牙，肆行攘夺。又立土商名目，穷乡僻坞，米盐鸡豚，皆今输税。”东林党人李三才曾作过这样的描述： “自矿税繁兴，万民失业，……征榷之使，急于星火；搜括之令，密如牛毛。今日某矿得银若干，明日又加银若干；今日某官阴挠拿解，明日某官怠玩矿税罢职，上下相争，唯利是图”（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五）。
显然，东林党人借以对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的反对来扩大江南制造业的地位和利益；而汪精卫借以救国来展开对自身利益的维护；今天的媒体和知识精英恰恰是打着为民为国的口号来谋求自身的利益。
而东林党人种植的罂粟在百年之后开花结果，民众深深的依赖于此。仅仅因为人是动物，而精英只是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透支未来、寻欢作乐、满足私欲等。于是，人就成了真正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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