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从最近三五年开始，向人“下跪”这种现象越发常见和频密起来。从最开始见诸报端和城市街巷的乞丐下跪行乞，到季羡林的众弟子在北大向季羡林下跪，到逐渐多起来的老百姓向警察下跪向官员下跪群体性地向着政府大门下跪，直至中学生齐刷刷向老师下跪谢恩，等等。
也就是，近年来尤其是去年今年以来，下跪的现象不但越发频密，而且下跪的形式和理由也越发多样化来。
然而，大家都知道，“下跪”这种现象是曾经被批判为封建陋习的，是典型的人格侮辱或歧视的一种表现形式。至少在当年的延安、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后，“下跪”都是受到强烈批判的。所谓“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其实就是腰板硬起来了，那就是老百姓不用再向权贵权势阶层下跪、不用再向外国列强哈腰下跪。
但是，为什么进入人类21世纪的文明社会了，“下跪”现象反倒越来越多了呢？从1949年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现在的“至少部分中国人又跪下去了”，这样的转变实在不应该。
为了深究“下跪”现象越发频密这个现象，本帖子研究发现，这可能是和近年来对季羡林的过度和夸张的包装宣传有关。大家都知道，季羡林是被刻意誉为“国学大师”的，但是季羡林除了一本某些人备受推崇的《牛棚杂忆》算得上沾点国内文学作品的边以外，其最核心和最主要最重要的研究领域及研究成果是印度失传的印度国内都是小语种的一种言语文字而已。也就是说，季羡林首先其重大研究成果其实与国学毫不沾边，但是被过度包装宣传成了“国学大师”。
其实，对季羡林“国学大师”名号的这种包装宣传也罢了，毕竟是市场经济嘛。而最不应该的，是当初不应该再过度地宣传和包装其自己都没有做好做到的“孔教”知识。比如说，自称推崇“孔教的季羡林，结果不但连自家家事都做得极差，父子不相往来几十年；而且连身边的工作人员秘书都是藏污纳垢，其身前工作人员还在因季羡林生前收集家藏的据说大量文物古董而闹上法庭。
而直接促成和诱使 “下跪”盛行的，则是前几年季羡林在北大享受其众弟子的“下跪”谢恩礼受到了主流媒体的过度正面宣传报道和积极评论，从而给整个社会舆论和民众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于是乎，不下跪不足以表谢恩情，不下跪不足以让对方动情动心，如此一来走到今天，下跪现象几乎遍及全国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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