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广东省人民政府出台的《关于开展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城镇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的新闻报道，再次使得有关户籍的话题升温，通俗的说就是农民怎样“进城”，进城后又怎样安居，居后是否能有业。然而，问题的关键是不是，户籍落地今后怎么办、如何扎根呢？
我们首先是不是应该厘清，如今的城市居民＼城市户口上都有怎样的福利、或一些人士口中的“市民特权”？如就从幼儿，到中小学，再到高中、大学教育来说，巨大的教育资源差距才是问题的本源，户籍只不过是其一个“影子”而已，最终的目的地----大学；亦或者说，是为了更加容易的考户籍所在地的名牌大学。因为，这与招生指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不是吗？否则也就不会有各种类型的“高考移民”了。举个实例，本地有几个升学率（特别是考入各地名校者较多）较高的高中，很多都分布在县乡中，甚至是不富裕的县乡，进而吸引了不少大城市里的家长将子女送往那里读书，可那也是要换户籍的。说白了就是，为了高考，市民也会变为农民，这种现象恐怕存在于很多地方。此其一。
其二，农民变身为“市民”就能够享受到各类社会保障吗？在此，有一个根本回避不了的问题就是：原国营、集体和街道企业下岗失业、买断工龄职工的各类保障问题（特别是工龄长，退休＼就业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者）是否得到较为妥善的解决呢？我们诸多的什么主流经济学家＼教授，精英、贤达们不是还在大肆鼓吹什么“必须牺牲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这类理论吗？如今，面对着巨大的贫富差距，收入分配失衡等社会问题，又在抨击起国有控股企业普通职工薪酬高了，劳保、福利好了，不一而足。在如此之舆论的氛围、或现状里，农民转“市民”后会不会形成第二波下岗失业潮呢？何况，现城市住房已基本与户籍无关，却与钱密不可分，否则，也就不会有“房奴”与各地的什么“小产权房”销售火爆异常了。
其三，当交出土地、宅基地的农民（特别是年轻一代）成为市民后，又将如何面对３５岁几乎就成为就业市场上的“废人”这个现实呢？吃低保吗？那么，现城市中有多少原国营、集体和街道企业下岗失业者在吃低保呢？
其四，不要总是说农民进城，市民是否能进乡村呢？这可不是什么幽默和玩笑，恐怕你想成为农民也是件很难的事情，特别是近郊和经济发展好的地方；即便是其它地方也还面临着是否有土地耕种，有宅基地可住的问题。如几年前，本地近郊纷纷搞起了奶牛饲养基地＼园，不少下岗失业职工东挪西借的进驻养起了奶牛，奶价平稳时大家都好，一片歌舞升平... ...然当遇到奶价持续上涨，或下滑、大幅波动时，各种矛盾与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奶价上涨，加入者众，但养殖场地有限，只有把市民赶走了----因你不是农民，也没有资本实力；奶价下滑、大幅波动时，诸多优惠政策、或补贴也基本没有市民养殖户的份。
而就户口含金量来说，诸多城市户口也并不一定有农村户口含金量高。想想吧，难道不是如此吗？
当某些人士常常拿“我是农民的儿子”来说事、或显示某种正确时，其真的是在为他们着想吗？身陷囹圄了，才想起自己是农民的儿子；锒铛入狱了，又摆起了功劳，对不起了谁。由此所产生的问题是不是，农民在转市民的过程中会不会成为他人的嫁衣呢？
因为，疑虑来源于现实中已发生的一些现象。如“一般工人系统评劳模，领导评先进工作者”，科技界有不少国家级科技奖项和荣誉，影视界也有“百花”与“金鸡”... ...可曾几何时，面对着中国工人阶级最高奖项之一的“五一劳动奖章”，不少人士愤愤然起来，认为自己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份子，为什么就与“五一劳动奖章”无缘呢？现在的结果是怎样的呢？可当如养老等社会保障改革似乎要向企业“看齐”时，是不是又呼啦啦的“脱离”、“撇清”自己是工人阶级一份子了呢？
又如，近几十年来，党和政府为了解决原国营、集体和街道企业失业的“４０·５０”人员的就业搞了很多公益性岗位，可如今这些公益岗位上还有多少是这些人员呢？不少是不是亦然华丽转身为“编制”而成为自家的“后花园”了呢？
再如，诸多专家、教授、精英们对有偿家教等很是义愤填膺的，反对、抨击的文章＼评论比比皆是，可对自己的“走穴”、飞来飞去的四处拿出场费什么的却又是熟视无睹的，理由也是一套一套的；上讲台授业解惑都要硬性规定了，学费却成为了“大山”，自己还成为了老板。而我们不妨再回头看看“脑体倒挂论”、“茶叶蛋论”、“剃头刀论”后，真正的受益者是不是这论那论中的主角呢？又出了几许大师和拿得出手的科研＼学术＼文学＼思想理论等方面的成果呢？进而“砖家”、“教兽”这样的戏谑词语之流行和题为《南京大学一桩公案扯出的学术“江湖”》这类报道的不断出现，是不是也就成为了必然呢？
其实，农民成市民是很容易的；可当我们面对着题为《员工高流失率让外资零售巨头坐不住了》、《“配合工会” 沈阳肯德基承诺薪酬涨幅》等报道中所述的职业高度不稳定、高流失率等问题，这个“市民”还就真的不好当。何况，高昂的房价还在推升着各类商铺的租金，这又加大了自主创业者、小商小贩自谋生路的成本。
所以，现在问题的关键或症结并不在于户籍，而在于诸多方面的“双轨制”；在于诸多企业就业的高度不稳定，某些企业肆无忌惮的糟践年轻劳动力和制造职业病；还在于职业歧视，这种职业歧视，又被诸多舆论在宣传、引导上有意无意的、甚至是刻意的放大着，近期一些电视台播出的相亲之类的节目，在“炫富男”、“拜金女”的背后，深藏着的不就是一种无以复加的职业和身份之歧视吗？同时，地区间教育、医疗等资源的严重不平衡和巨大的差异，又似乎使得户籍显得重要了起来；如题为《北京市绩效工资落实不平衡 教师流动基本停滞》的报道说：“在重点校工作的教师，由于工作条件好、待遇高、学生好教容易出成绩，同时发展机会(进修、在职读研、出国考察等)多，不愿意到工作条件差的学校去任教。校长担心教师流动会导致本校教师资源被‘稀释’，不愿把好教师放出去；即使支教也只派一些中等水平的教师去。”此类现象不也同样存在于不少行业中吗？
或许，户籍只不过是某种由头，维系诸多形式的“双轨制”才是真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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