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总量超过德国，跃居全球第三，并有望在年末超越日本。然而在另一方面，国内贫富差距愈加悬殊、官员腐败问题异常严重、社会矛盾不断加剧。面对今日中国这样一个可以说是物欲横流、道德沦丧、唯利是图的社会，我们不禁会有这样一个疑问：今日中国还能算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关于改革开放“姓社”、“姓资”的问题，党的第三代领导人小平同志曾有这样的论断：“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4页）
那么改革至今日，我们继续坚持不争论还行不行？继续埋头闷干还行不行？我们当初改革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改革是在带领我们走向共同富裕吗？
住房改革虽然解决了住房紧缺的问题，却并没有解决大部分人的住房难问题，相反，它正成为地产商勾结银行压榨人民血汗之利器；医疗改革让医院变得以营利为目的，虽然使医疗水平得到提升，但高昂的医疗费用却给人民增添了沉重的负担；为了在市场竞争中追求利益最大化，人们开始无所不用其极，毒奶粉、毒疫苗、黑心棉、地沟油、豆腐渣、黑砖窑等等，工人的待遇被降至最低，社会的道德底线正在一步步地被突破；国企改革，市场开放，合资外资品牌大行其道垄断市场，我们丧失的绝不仅仅是商品的定价权，更是本土企业发展的空间与机遇。
这三十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任何以获得私利为刺激手段的市场竞争机制都摆脱不了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恶习，伴随效率而来的必定会是社会的不公和大部分人的痛苦，而这些与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平等是相抵触的。当我们的社会不再是从社会主义的信仰中得到鼓舞，而是继续听任与其不一致的现实支配的话，社会主义还能继续称之为社会主义吗？继续采取这样的改革是否会改变社会主义的长期目标，即实现共产主义？或者这是否意味着必然会复辟资本主义？ “姓资”、“姓社”的问题已经不再是空洞的体制之争，而已经转变为关乎国家命运、人民生计的大问题，这其中的矛盾不是可以通过冠以一个“中国特色”就能回避得了的。
这种矛盾即使在大学的政治课本上也是随处可见。比如在介绍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时，一方面强调公有制的核心和实质是全体社会成员或者部分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实现在生产资料面前的平等，任何个人或少数人不能利用生产资料为自己牟取私利，以个人出资多少为依据来确定他们权利的大小或利益的多寡的企业不符合公有制经济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平等和收益公有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又把混合所有制成分的公有成分纳入公有之经济的范围之内，同时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又被局限到所谓的“国民经济命脉”上。（《毛邓三概论》2008年修订版第161页）
试问整个国民经济有哪一行业不关乎中国十几亿人口的生计，又有哪一行业不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时至今日，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已占去了国民经济的大片江山，难道这还不值得我们警惕吗？
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主体地位丧失，必然会动摇按劳分配制度的主体地位。试问在生产资料非公有的情况下，如何对生产资料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的收入进行按劳分配？对于不同效益企业的劳动者之间又如何施行按劳分配？为什么像广州本田、富士康这样的企业享受高额利润，却给予工人最低的薪资？通过牺牲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刺激私欲所换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只会催生社会的不公，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正是长久以来的不争论，导致这种矛盾长期存在于改革之中，一步步蚕食着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属性。
小平同志曾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三十年的改革为什么并没有像小平同志预想的那样“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为什么我们非但没有消除剥削，却让我们的工人沦为最廉价的劳动力？为什么我们非但没有消除两极分化，而让中国成为贫富差距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改革用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源动力是对私欲的刺激，试问由此产生的先富又怎么会牺牲自己的私利主动来带动后富呢？
前三十年的改革把重点放在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上了，那接下来改革的重点是不是要转移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上了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利用我们的无产阶级政权所特有的人民民主专政来完成以上两个任务呢？然而从胡锦涛总书记的“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的讲话来看，丝毫没有对之前改革的反思及今后政策的调整的意思，“不折腾”似乎是“不争论”在三十年后的延续和再一次诠释，是对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全面肯定。这似乎是给那些在中国和要来中国肆意剥削劳动人民的资本家们吃了颗定心丸，彻底浇灭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憧憬。
我国《宪法》第一条就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工人阶级，广大工人农民兄弟才是社会财富的直接创造者。最近珠江三角洲“工潮”频发，罢工浪潮大有潮蔓延全国之势，这说明脱离群众、不考虑社会公平的求“发展”是不得人心的，是本末倒置的。杀童案、砍警案、枪杀法官案等一系列报复社会行为告诉我们，漠视社会矛盾的消极维稳是没有实效的。拜金女的出现、网络低俗小说的盛行告诉我们，在私欲受到刺激极度膨胀后所形成的社会风气绝不是广电总局一纸文书所能整肃的。
也许有人想利用相对缓和的方式而不是如以前那样发动群众运动来发展生产力并同时实现社会主义终极目标。可是改革至今日，要实现社会的公平就必定意味着要牺牲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如果不通过斗争他们又岂会将既得利益拱手相让？即使是在民主、法治的希腊，面对政府削减社会福利来应对资产阶级所造成的危机，人民群众大规模的罢工斗争都是无法避免的。
继续这样的改革绝不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终极目标的迂回，而是一条通向资本主义的深渊。与资本主义的妥协绝不是对社会主义的创新，而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展望未来，唯有争论才能辨明方向，唯有群众运动才能走回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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