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国际劳动节，干道上车流如蜗牛，慢慢吞吞挪动着。站台上人满为患，都是出行的人。
可是，站台上许许多多目光充满生涩的人们，带着行囊的人们。他们不是在度黄金周的人们。他们不是忙碌之余享受假期的人们。他们应该是从对面的长途汽车站里出来的人们。他们络绎不绝。
工友发来消息，祝劳动节快乐。还有工友打电话来问，我们是否举办什么活动？平日里虽然也能随时随地见到大量各种各样的工人，但是法定假日仍是近距离感受深圳工人阶级的重要时刻。
一位和NGO有过较多接触的工友参加完某知名NGO的节日活动后问我，中国是不是有很多NGO？NGO怎么那么有钱啊？这让我想起《居安思危》第八集里的情景。不过我并不认为可以简单的把目前中国的NGO等同于前苏联解体时期的非政府组织。虽然从社会形态而言，它们是极其类似的。例如，它们的模式都无一例外的是以影响当前政府为工作目的，以做群众工作为具体工作形式。但是，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上，目前中国的NGO都无法达到当年前苏联解体时的非政府组织的影响力和活动能力的水平。更重要的是，被NGO作为工作对象的中国工人阶级和苏联解体前的苏联工人阶级，极大的不同。
珠三角是个典型。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劳工NGO大部分集中于这个地区。而且珠三角的劳工NGO大多都有数年的历史，甚至有部分在此地开展工作超十年的机构。但是，面对中国最复杂最有代表性的珠三角工人群体，这些NGO的工作能力远远无法适应。哪怕是以研究机构为主要工作形式的某些“专业”NGO，甚至连珠三角整体的工人状况都极为生疏。他们分不清珠三角工人的真实种类，也无法完整的概括珠三角工人的状况，只好借用零星的碎片，模糊或者片面的去概括珠三角工人。比如他们把珠三角工人冠以农民工，或者第一代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等等称呼，却没有意识到，在珠三角有大批的工人并非农村户籍，而且越来越多的工人虽然是农村户籍但却没有农民身份。
没有工作能力的珠三角劳工NGO们，虽然在不断消耗着来自欧美的“和平演变”意图的政治资金，但是却无法有效的把影响力作用到珠三角的劳工群体中。这就导致，如果想在未来发挥政治影响力，目前珠三角的劳工NGO是远远达不到要求的。也因此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欧美在中国试图进行的“和平演变”，远比在苏东地区所遇到的问题复杂和困难得多。
在2009年深圳红花草维权团队曾做过一个小范围的调查显示，进行访谈的外来工中，从学校进入工厂的学生工有60%，进工厂之前有务农或者其他小生产经验的外来工有30%，来自原城镇企业的外来工有10%。这组数字充分说明了珠三角外来工群体的复杂性。简单的把外来工冠以“农民工”的称谓，不仅不科学，而且从很大程度上掩盖了珠三角外来工的真实状况。也正是因为对外来工工作的务虚态度，导致整个珠三角劳工NGO对珠三角外来工真实的阶级状态表现得比较无知。
由于对珠三角工人的整体状况缺乏深入的了解，因此也就很难抓到珠三角工潮的核心力量。受到社会主义教育影响的外来工，特别是其中来自原城镇企业的外来工，他们自身的阶级觉悟是较高的，往往高于试图做他们工作的NGO“专业人士”。这也就从根本上导致试图影响或者“领导”珠三角工人阶级的NGO，无法真正的形成力量。而从现实情况看，也正是如此。虽然珠三角有为数不少的劳工NGO组织，但整个NGO行业在珠三角工人群体中的影响力极为有限。哪怕是和NGO有过一些交集的工友，大多对于NGO的认识也仅仅停留在打工生活的点缀，而非能够从思想上对工友产生影响的组织。
也就是说，目前中国的劳工NGO在工人的思想和政治认识上，缺乏说服力。从而决定了目前中国的劳工NGO不可能成为苏联解体前期发挥了重大作用的那些非政府组织。这就导致说，如果“叶利钦”试图“革命”，那么群众这一关就成为首要问题，因为没有能够帮助“叶利钦”争取选票的基层组织。所有这些被西方势力花了大价钱圈养的民间力量，目前看来，在阶级群众中都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过节时，深圳的所有的城区街道，几乎都仿佛突然之间热闹了起来。平时看不到的人流，突然之间都涌到了街头。但是街头上的人们，有一半以上的人，目光涣散，茫然。就例如春节时候，蜂拥到龙城广场的外来工们，整个广场涌满了人，但是广场上除了一座喷泉，根本没什么可看可玩的。来龙城广场，似乎大家都只为了凑个热闹而已。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当前外来工的状态。至少目前看来，珠三角的外来工，仍是一盘散沙，至少从表面现象看来，这还只是个涣散而且茫然的新工人群体。
今天的状况看来，我们真的能够掌握未来么？（来源：工人论坛 作者：石秋 http://bbs.chuizi.net/thread-5557-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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