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忠言
乡下人进城，城里人思乡。这已经成为中国一个奇特的现象。
乡下人进城是在试图摆脱一个梦靥——即世代为农的贫贱地位。农民处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巨大的城乡差别、艰难的生存环境，驱使着他们做城市人的梦想。改革开放30年，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大批农民弃农从商，走进城市摇身变成了“农民工”。城市人下乡也是在追寻一个梦，或游子思乡或旅游休闲，拟或是排解一下生活和工作的巨大压力，轻松一下疲惫的身心。尤其是在大变革时代，城市的阶层划分越来越清晰，在权力和财富分配的博弈中很多人感到疲惫失落，他们对城市心生厌倦。
乡下人进城和城里人思乡现象，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颇具中国特色。大批农民工虽然进了城，但他们还远不是城市人。即使进城多年的农民工手持着的“暂住”和“蓝印”，也无法在子女入学、医疗保健、住房等社会保障和福利方面与城市市民平起平坐。他们在坚固的户籍壁垒面前，俨然成了“城乡两栖人”，处在欲进不能、欲罢不忍的尴尬境地。而一些原本为市民的城市人，由于下岗失业造成的巨大贫富差距，使他们的城市生活难于为继甚至频临破产。
毋庸讳言，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一味仿效西方模式的倾向。“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是我们最常听到的一个口号。在一些西方国家，由于人口稀少，建设一两座大都市就能吸纳很大比例的人口。而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就未必适合走大都市化的道路。我国幅员辽阔，农村人口i众多，根据农业人口分布和工业产业布局，因地制宜地建设大批便以管理、绿色环保、宜居可持续的中小城市，即符合国情也符合科学发展的理念。
大都市化热必然带来城市生活的高成本，其弊端也日益显现。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一些市民仅每天上、下班就要用去3、4个小时；高密度的人流、车流造成城市交通拥堵，也给人身安全带来隐患；居民住房更成为社会难题，面对畸高的房价老市民都难以承受，而农民工只能选择“蜗居”。再加之一些社会腐败因素，大大地降低了人们城市生活的质量。北京奥运会前，不惜血本地将一些工业企业迁出市区，实际上已经给我们的大都市建设一个警示和教训。
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搞城市化绝不能忽视农村建设。相反，应彻底打破社会二元结构，加快城乡一体化步伐，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只有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民实现了小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康。最近，回了一趟河北晋州老家，这里有一个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人民公社”的周家庄乡，这个乡与河南南街村一样仍然坚持走集体化道路，30多年来集体经济日益发展壮大，农民实现了共同富裕，人均纯收入达15000到20000元。在周家庄乡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人们都非常乐意当农民，甚至原本一些进城当了工人的人也纷纷回乡务农。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无论农民进城还是城里人思乡，他们追寻的都是幸福，而幸福绝不仅仅存在于城市中，更不是唯一。唯城市化而城市化，大搞城市“大跃进”，甚至把折腾城市作为增长GDP的手段，显然有违城市化的初衷。有的城市高楼大厦林立，却没有居民一个散步休闲的场所；有的城市街道越来越宽阔，人行的道路却越来越狭窄；有的城市有众多高级繁华的商场，却不许弱势市民的小摊立锥；有的城市有豪华奢侈的酒店，却容不得一个乞讨者现身。去年7月，广东省政府参事曾添贵甚至建议把外省高中以下农民工逐出珠三角。而这位高官恰恰忘记了当初正是靠着大量外来廉价劳动力才造就了珠三角的辉煌。如今广东发展了却要来个卸磨杀驴，这样的城市，怎不令劳动者寒心。
建设现代化需要发达的城市，但仅有城市是不够的，文明的城市不仅物质发达更需有精神和文化内涵。城市更不应只是少数富人的乐园。坚持“以人为本”，使人们生活的“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才是城市化的终极目标。否则，一个在冷漠无情、物欲横流的环境里生活的人，断然也不会有多少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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