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化胡适为哪般？
——读苏中杰《被歪曲的胡适》有感
杨景水
古人云，“金无足赤，人为完人”。用此观点看人，即使强盗也不是一无是处，起码他的存在，能使人警觉；同理，苏中杰先生此文说了胡适不少好话也有它的可取之处，起码说明“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确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是，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人与事，主流、支流，整体、局部，一贯、偶尔，发展的、静止的，前进中的，还是背道而驰的，须经全面地客观地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答案。而苏文只根据【美】哈雷特·阿班《民国采访战》的只言片语就对一个人漫长的人生轨迹妄下结论，说“胡适是一个裹着雷霆万钧的勇士，是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是一位独立于体制外的、具有钢筋铁骨的知识分子，是敢于向权力叫板的异议者，是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高尚的人，是在社会前沿拼搏的排头兵，是猛烈的现实批判者！”大概世间除此而外，再没有别的什么溢美之词了。
苏文（见2010年5月11日《杂文报》）一开头说什么，“经过中国伪自由主义的多年宣传，胡适现今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一个在书斋里高谈阔论的小白脸形象：1，超然于世，恬然自得，与政无涉，与人无争，悠然于‘精神桃源’；2，血管里的血，不热也不冷，性情之中，无刚只有柔；3，不忧国之所忧，不愁民之所愁，静看客观变化，慢慢等待未来，酷似当代老庄；4，是客观现实的默认者和悠然的配合者，不是社会现实的批判者和猛烈的抨击者。这四点归结起来，内在的胡适，集中表现为对现实的态度——‘宽容’。他们常以这样的形象与鲁迅对比，否定鲁迅的感世伤时，忧国忧民，对鲁迅如火的激情和猛烈的言论特别仇恨，因为鲁迅对现实不‘宽容’。所以，他们主张人们向胡适学习，对现实要讲宽容，而且认为，‘宽容’是自由主义的价值核心，而胡适是自由主义大师，学习自由主义就要学胡适对现实讲‘宽容’，反对强烈不满现实的鲁迅。”随后，苏文话题一转，便大谈胡适如何对辛亥革命“成功”后的政局“忧国忧民”、“激烈地抨击时弊，批判现实，呼吁宪政建设，态度之坚决，言论之激烈，内在之刚强，准确性和传透力，在当时的政论中，无人可比。”用以否定“中国伪自由主义的多年宣传”。接下来便引《民国采访战》的只言片语，和该作者为《纽约时报》撰写社论营救胡适的故事，说胡适是“中国最优秀、最有建设性的领袖人物”。其实，胡适“抨击”国民政府只不过是恨铁不成钢，但政府并未领情。正因为如此，胡适才有可能得以释放。而苏中杰先生却把胡适在这同一体制内与主子间的冒险的游戏，捧为“是一位独立于体制外的”，“敢于向权力叫板的异议者，是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高尚的人，是在社会前沿拼搏的排头兵，是猛烈的现实批判者！”笔者以为，客观地讲，从胡适自1949年随蒋逃台，至1962年死于台湾的漫长岁月看，胡适深受蒋介石的器重，全凭蒋家王朝的皇粮苟延残喘，怎能算是“独立于体制外”呢？
“经过中国伪自由主义的多年宣传，胡适现今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一个在书斋里高谈阔论的小白脸形象……”苏文此说，“中国”何有此“多年宣传”？如果是“国民政府”，能冠以“中国”吗？莫非苏先生是“两个中国”的鼓吹者？
不否认，在辛亥革命取得了推翻清皇朝的统治后，胡适在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中也曾发挥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正如胡绳所著《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所说，辛亥革命推翻清皇朝统治，结束了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从而动摇了中国原有反动统治，为此后的革命斗争开辟了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取得的胜利是巨大的。”然而，“辛亥革命也有明显的弱点：它没有能提出一个明确而完整的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封建社会制度的政治纲领，没有能比较广泛地发动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下层劳动群众，没有形成一个能够胜利地领导这场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因此，“辛亥革命以同旧势力妥协告终。”笔者以为，胡适在如此“体制”内，尽管“激烈地抨击时弊，批判现实，呼吁宪政建设”，但却与作为国父的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背道而驰，他与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就是一个实例。在那次论战中，胡适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正因为如此，1949年他才抗拒新中国的诞生，追随穷途末路的蒋介石跑到了台湾。
至于胡适与鲁迅之间异同，绝不是“宽容”与否的问题，而是势不两立、水火不容的。苏中杰先生竭力美化胡适，而又把与胡适对峙的鲁迅作陪衬，自然不是美化了。那又是什么呢？
苏文把胡适美化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但结尾却说：“这就是真实的胡适，一个作为真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胡适！”
看来，苏中杰所推崇，所信仰，所崇敬的，是自由主义了。
在这里，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竟是大摇大摆地、无障碍地，而且是在阳光之下，对抗了！
201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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