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当代中国社会，xx有其治国理政临民的一套思路。各阶层应对xx的统治也有一套想法。这些都可以归纳到某种主义。这种归纳，是类型化的研究方法，会比较高效；当然也有不周延之处。所以我们不能忘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人认为当代中国社会没有主义之争，那是多么昏聩的想法。同时，在xx有一套统治人民的思路的前提下，也就是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存在既定的主义的情况下，有人呼吁“多研究问题，少争论主义”实在是譬如胡适那样，名为不革命，实为反革命。实际上胡适后期也承认自己是自由主义者。
择要介绍当代中国社会的各种思潮——主义，针对性地加以点评，是为本文的目的。笔者不想将本文写成政治学专著，对很多公认的、不言自明的部分不再加以敷衍。希望读者也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如果有些部分笔者以偏概全，意见较大，那今后会以专论的形式进一步研究。
在一篇谈袁腾飞现象的文章后，有青年质问笔者“请你提供非常准确的史料，数字来证明！”这种要求似是而非。何谓“非常准确的”数字？具体到个位数的“大跃进”失败后的饿死者人数？须知人文社会学有时是以定性带动定量分析的，当然定性需要参考定量。比如，苏联红军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解放了东欧许多国家，这是伟大的正义的胜利。当然，不可否认红军存在严重的强奸妇女、抢劫等暴行。但没有办法做这样的分析，好像每100个红军将士中强奸犯有几个，定个标准，在此限度以下就认可那是正义的战争，否则就是不义。没有那种方法。本文也不乐于引用大量数字性材料，因为笔者不试图写一篇交了版面费就可以发表的政治学论文，同样地读者也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是为代序。
一、xx的主义。
统治中国这样的大国，如果确如某些人所希望的，不谈主义光分析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反而是比较危险的。古人讲“治大国如烹小鲜”，没说过治大国如喝小酒。而我国的xx则还算比较系统。当然从六个“为什么”可以看出，他们对高中生政治课本里写的某主义某思想某理论等等的研究已经基本趋于凝固，失去了理论创新的兴趣、耐心和能力。如果还认为他们的主义就是那一套条条框框的话，那未免太好骗了。
笔者认为，xx统领全局所依凭的乃是新威权主义。
新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并无本质差别。只不过新威权主义更富有弹性，它是一个理论联盟，其成员包括新保守主义、新秩序主义、新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等。新威权主义所追求的是建立威权体制，在该体制下实现经济的持续（往往是高速的）增长，并且用经济的增长维护其体制的合法性。所谓威权体制则指：“处于民主政体和极权政体之间的一种非民主、非极权的政体形式。特点是严格遵从政府的权威，而政府常运用压制性手段，用来维持和执行社会控制。一般会依靠各种行政手段、法令、军警以控制人民言论、结社、集会等自由。”新威权主义者往往声称，他们之所以推行威权体制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不是的，实际上他们是通过经济发展来维护统治。经济发展是统治的条件，维护威权统治是第一位的目的。这个本质一定要看透！
新威权主义概念兴起于1980年代。二十世纪后期东亚及东南亚的政治精英主张，威权政体会比民主政体在经济上更能取得成就，此主张认为成功的范例有：韩国、新加坡、台湾、马来西亚等。
新威权主义适合正确，恐怕还需要历史的观察。就经济成就看，新威权主义不乏成功案例，也存在失败典型——印尼、缅甸。但人类的发展难道仅仅是经济？以经济发展为借口，压制人民的民权需求，是否合理？在威权体制下伴随的大量孳生的腐败、寻租现象，无问责机制导致的人民福利的长期缺失。这些问题都使笔者相信，新威权主义从宏观上看并不可取。
我们说新威权主义是有弹性的，它在经济方面允许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指的是一种政治经济哲学，它反对国家对于国内经济的干预，强调自由市场的机制，强调私有化，主张减少对于商业行为和财产权的管制。在国际政策上，新自由主义主张全球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可以看出新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以及新古典自由主义并不存在本质差别。它之所以被称为新自由主义，不外乎它承认有限度的国家干预、调节。因为新自由主义者无法否认自由主义的痼疾，那就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笔者认为应该客观把握历史演进的脉络。资本主义最早成体系的政治经济哲学就是自由主义，正是因为它存在不可克服的缺陷，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思想，资本主义经济内部新生的凯恩斯主义试图取代它。当然，计划经济、凯恩斯主义也遇到很多问题，所以新自由主义被找了出来试图实现否定之否定。
但遗憾的是新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无本质的区别。所以究竟有多管用，诚可怀疑。有一个人对我宣传新自由主义他说“（马克思主义的）许多概念都已经过期，或已经非常陈旧。你应该跳进大海里洗个澡，再作深呼吸，让肺充满新鲜空气，同时腾出脑子装进新鲜概念，重新审视我们的过去。”在他看来， 1776年的《国富论》提出的思想变成了新鲜空气，新鲜概念。而1867年开始陆续出版的《资本论》提出的思想，倒成了已经过期、已经非常陈旧的词句。我们的很多右派，为了宣传自己的思想，不顾廉耻到了什么程度啊！
就现在中国的情况看，新自由主义良可用一团糟来形容。它主要的暴行就是巧取豪夺，私分掉多少年积累的国有资产，将本该xx提供的医疗、教育、住房等公共服务全推给市场。有一句口号：找市场不找市长，颇能体现他们的能耐。问题是，应该让市长负责的事由，凭什么要人们找市场；更可恨的是，当人们去找市长时，往往会被暴力对待。因为市长只对经济（约等于富人，在很多城市投资一定额度以上，市长就会出来接见企业家，名曰招商引资）负责，不管民生。可以参阅郎咸平：《批判主导中国产权改革新自由主义学派》。郑永年：《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变种及其影响》。
如果说前几年是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黄金期的话，那这两年则由凯恩斯主义做当家花旦。这很简单，新自由主义是不行的，所以要加强国家宏观调控。而又必须坚持据说不谬的市场经济，所以只能找凯恩斯主义。
概括而言凯恩斯主义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但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一项主张，凯恩斯主义总是固执地不愿意从自身找原因。比如内需不振，它不想一下内需不振是因为人民普遍贫困，而是往往通货膨胀来逼人民消费。或者通过大量国家投资来拉动经济，国家投资的资金则主要通过增发货币来从人民手中套取。凯恩斯主义的必然后果就是滞涨。使用凯恩斯主义治国，譬如吃春药，越吃越离不开，直到暴毙——泡沫崩溃了局。当然中国交替使用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凯恩斯主义打劫，新自由主义分赃。
在政权和社会组织方面，xx采取精英主义的态度。精英主义将人群分精英和大众，认为高度文明（civilization）通常为上层精英所开启。所以文明社会要靠精英来治理。精英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是如此之久，“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以至于人们将精英主义视为客观现象。
精英主义和专制及威权密不可分，李光耀就是著名的精英主义者。他曾赤裸裸地说要高学历女性多生育，这样新加坡才有未来。几乎将人民视为“群畜”。
在现在知识分子作为独立的社会阶层存在的情况下，想要根绝精英主义几乎不可能。而区别精英主义和选贤任能也几乎没有可行的标准。但最起码应该实现一点，那就是教育的公平。劳动阶层的子弟也应该有接受良好素质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权利；在像清华这样精英育成学校大幅投资的同时，不能忽视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的国家投入。
这个问题还要研究。但人民应该有一些反智主义的气概。不要迷信专家教授，不要迷信学历。他们也没什么了不起，尤其是当涉及他们的利益时。
新威权主义和精英主义在中国有一个天然同盟军，那就是儒家。儒家原教旨主义也好，新儒家也罢。统统可以看作对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反动。国际上看，对西方文化思想的反动不只有儒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泛突厥主义都是。
儒家的思想有其巨大的价值，无论是维护国家的统一方面，还是提高个人的修养方面。但儒家本身的巨大局限不能忽视。笔者认为：明朝的灭亡，标志着儒家治国的总破产。明朝末年面临很多问题，既有传统土地兼并、灾荒的问题，又有美洲白银入超的通货膨胀问题。而当时的廷臣们提出的对策不过：办学校、修水利、备仓储等老一套。全都文不对题，可见儒家已经耗尽了其生命力。清朝时，儒林反思明的灭亡，很多人开始怀疑明朝主流意识形态儒学之宋学——或理学的过失，开始研究心学或者汉学——公羊学，结果也对国家和民族了无帮助，这是历史现实。
问题是，重倡儒家，很多人信儒家，是因为觉得马克思主义已经不灵了。一个一百几十年的理论，因为过时了而不能指导中国实践，而一个2500余年的理论却在吐露老树新芽。这样的话，能信吗？更何况xx对儒家，乃是有组织、有计划地扬弃其放伐革命、民贵君轻的合理内核而单单复活其牧民的“和”的观念。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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