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全民压力时代”解释跳楼事件

用“全民压力时代”解释跳楼事件
   
         易晖
   
    经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证实，5月21日清晨富士康一名员工坠楼身亡，这是今年以来富士康科技集团第十个坠楼的员工，这些坠楼者8死2伤（5月21日《羊城晚报》）。
    从相关报道来看，富士康比珠三角的血汗工厂要规范得多：工资不算太低，员工都有社保，工会组织健全。新进员工的厂牌后面有各种热线电话，甚至有工会组织的电话，可还是不断有人去跳楼，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我觉得，用“全民压力时代”来解释富士康员工接连跳楼事件，可能比较靠谱。
    富士康不缺一系列现代化企业的机制，但不可否认层层加码的压力使富士康提前进入“全民压力时代”，不仅底层员工成了流水线上的“机器人”或“人力资源”，就连技术干部们也被技术异化了。第七名跳楼者卢新是制造部的工程师，其职责之一是控制产品的不良率，一旦产品不良率超过某个规定，整个部门都要“连坐”被罚，过度的工作压力使其用跳楼的方式解脱。一位员工说：“当心理受到创伤，工作上又有压力，这个人就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如果这个时候再挨骂，基本上必死无疑。”
    那么，如果受不了工作中的高压，何不辞职走人，比如回家种田？对此，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的社会学者认为，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很多人来说，自从他们走出家门，就没有打算再回家“面朝黄土背朝天”，当看不到打工路上的幸福生活前景，又关闭了退路时，便只有走“不归路”。富士康越是被说成是比较规范、比较人性化的企业，部分富士康员工的内心越是绝望——连富士康都这样，还有其他选择吗？于是，富士康成了众多跳楼者的“绝地”。
    “全民压力时代”缘于“全民压力企业”泛滥，打工者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发现“天下乌鸦一般黑”：一样的流水线作业，一样的人情冷漠，一样的工作压力，一样的解脱方式——跳楼。这就叫与国际接轨？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在《自杀论》一书中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杀这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之所以增多，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分工的变细所造成的社会病态而引起的。它跟个人素质、心理状态、精神病等无重大关系，或者说关系不大。所以，富士康无论怎样对员工进行心理干预，作用都不大，根本的解决办法是扬弃原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一套，在企业中注入更多社会主义因素。在曾经被视为管理落后的国企，为何没有那么多压力和跳楼事件，值得我们重新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