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往往是具有某种宿命意义的，虽然我辈一直追奉心物一元，悲喜无根，但正因为如此，在二元的人类矛盾社会里，在一些非常特殊的境地，一些非常特别的事件里，也往往会产生特别的悲痛，纵便这些特别的事件乃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环节，亿毛公曾言，坏事亦可做为好事之师，做为好事的反面教员，许多历史事件亦如此。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的改开年代是随着中美构和，西方福利社会发展空间的相对饱和、全球化和包括四小龙在内的相对发达经济体相对落后产能的转移加快这个大背景下展开的，而这个大背景，又被我们的全民“发财梦”驱使，在这种双重相向互为因果的力量推动下，我们的经济发展进程终于快速的比较彻底地“完成了西化”，但同时，社会的“西化进程却相对较远的落在后面”，代之而起的，则是整个“社会的物质化”不断加快，会许没有想到的是，我们创造了GDP，但在许多方面，我们，至少我们中的许多人，并没有成为享受创造快乐的一方，相反，反被“GDP控制”，而富士康的产生及其成长，也正是这样一个时代运动的产物。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富士康具有某种特殊历史发展阶段标本意义，先进，落后，好与坏都不能完整的概括它。 富士康的连跳事件也具有历史的必然，不同的是，这些死亡或许不通过跳楼这种方式，或者在东士康，南士康而己。
听说富士康的老板叫曲，也有媒体附和，说是富士康一没有违规，相反是守法的模范，守纪的标兵，富士康比许多企业待工人更好，工资更高，生活条件更干净卫生，至少富士康没有喟工人三积青安吃，没有让工人象黑煤窑一样干活，他的老板反问了，看不见大门外那些排成长龙的求职者吗？如此，怎么能说富士康是“血汗工厂”呢？
富士康是不是这种工厂自有公说，但看到几连跳之后，富士康大门外还有那大批的求职者却着实让人无言，产生无力感，三十年来，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己经基本完成了“重置”，每一个劳动者，特别是我们的农二代，农三代同样更必须在这个重置的“生产体系”中寻求他们的“劳动岗位”，他们来源于农村，但即不属于农村，更不属于城市，这是他们的宿命。孙武子思想中有一个高明的战争围猎术，三国中的曹阿满是其中高手，但在赤壁之战中还是被高手中的高手孔明摆了一道，让关羽搞了一回明阻暗放的把戏，据说这也是促使公瑾早逝的原因之一，这计谋就是，围三而缺一，如果你仔细观察，许多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也是如此，至少有不少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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