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方老板和深圳市政府的发言犹然在耳，不管员工跳楼是不是与企业有关，也不管跳楼事件在报道上是不是媒体拿捏不好分寸造成了“维特效应”，反正就在前天晚上，深圳富士康又有员工完成了“第十二连跳”的寻死接力，富士康成了“赴死炕”。
“富士康只是企业不是社会，没有社会的机制，也不能执行政府的功能，只能为员工搭建工作生活的平台，无法也没有责任干预员工生活的方方面面。”（郭台铭）“虽然政府、企业等各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由于富士康员工坠楼事件问题的复杂性、严峻性，并未能有效防止坠楼事件的连续发生，对此十分遗憾和不安。”（深圳市政府发言人）
“没有社会的机制，也不能执行政府的功能”、“无法”、“也没有责任”，到底是富甲台湾的大资本家水平，几句话就把责任轻飘飘的推给政府了。不知道是政府发言人装傻还是有什么其他原因，除了不疼不痒的用“复杂性”、“严峻性”、“遗憾”、“不安”几句外交辞令来打发公众，配合资方把责任异口同声地推了个干净以外，没有其他任何表示。剩下的，只能怨跳楼者咎由自取了。
凡是此等“好事”总是会有我们可爱的专家们的一份功劳和贡献。在富士康员工“十一连跳”的时候已经有的专家向人们提供过其高级研究成果，说按员工人数的比例，“十一连跳”的自杀率并不高。我猜测当今的专家教授们可能上一辈都是从钱窝里钻出来的，所以在对待社会底层群体上总是如此的冷酷无情。按照“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３０００万老工人。８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的巨大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况是很有必要的。”这个改革标准，我知道前仆后继的十二连跳，十二条年轻的生命唤不起专家们的良心，即使一百二十连跳，一千二百连跳，一万两千连跳也换不来专家教授们的一丝丝怜悯和同情。
说一句没良心也没奈何的话，依照我们国家的现行法律和国家管理水平，富士康员工跳楼选择自杀确实是“跳由自取”。虽然法律要求建立工会，但却没有罢工的权利。我们知道，罢工是产业工人和资本家博弈最后的杀手锏，我们拥有全世界人数最多的产业工人群体，有世界最大的工会组织，却没有罢工自由。工人的诉求没有渠道，他们的情绪没地方宣泄，虽然也有工会组织，但那里并不是工人们真正的家。所有产生在工人群体中的问题都压在了一个并不坚强的个体身上，难怪工人兄弟要选择如此极端的方式，也难怪聪明绝顶的郭台铭要把员工自杀的责任推到政府的头上。
但是，道义和良心上的责任，以及报应，不论是政府还是企业，是一定要负的，也不是想推卸就可以推卸得掉的。在这个世界最大的制造工厂里，每一件产品都沾满了工人的血水和汗水，每一分财富都浓缩着中国工人的忍耐和无助。中国工人的廉价和恶劣的工作环境在所谓的民营企业里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富士康不过是一个缩影而已，否则哪有那么多亿万富翁跟吹糖人似的在短短几年里批量产生？也正是这一点，成了近几年频繁出现极端事件的主要原因之一。从前几年的山西黑砖窑事件到近期炒得沸沸扬扬的日本老板强奸女员工的事件，以及还有更多的被掩盖的卑鄙，一点也不比富士康来得更“光彩”。
哀莫大于心死，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谁都会选择“活得更有尊严”，之所以他们要选择死亡，那一定是他们的尊严受到了比死亡更加极端的伤害。
我想起了《包身工》中的“猪猡”-----“她们正式的名称却是‘包身工’。她们的身体，已经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包给了叫做‘带工’的老板。”“包身工的身体是属于带工老板的，所以她们根本就没有‘做’或者‘不做’的自由。她们每天的工资就是老板的利润，所以即使在生病的时候，老板也会很可靠地替厂家服务，用拳头、棍棒或者冷水来强制她们去做工作。”“在这千万被饲养者中间，没有光，没有热，没有温情，没有希望……没有法律，没有人道。这儿有的是２０世纪的烂熟了的技术、机械、体制和对这种体制忠实服役的１６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奴隶！”
《包身工》记录的是上世纪初日本资本家的“血汗工厂”，新中国曾经在她诞生的前三十年里，已经坚决、完全、彻底的将“血汗工厂”踢出了中国，中国工人也曾经在那三十年里英姿飒爽的登上了领导者的舞台，中华民族也曾在那三十年里，以举世惊叹的团结力量和国家建设成果，扬眉吐气昂首挺立于世界的东方。殷鉴不远，今天，我隐约感到了人民共和国正在被一股巨大的邪恶力量所侵害，“血汗工厂”的死灰已经复燃。我不能想象，在这个关乎国家存亡的问题上，我们每一个共和国的公民能够保持沉默。我更不能想象，“历史周期律”这个可恶的魔鬼重新显灵后，我们，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最终会是什么样子。
“黑夜，静寂得像死一般的黑夜，但是，黎明的到来，是无法抗拒的。索洛警告美国人当心枕木下的尸首，我也想警告某一些人，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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