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并不是造出来的
马望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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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青的时候，曾经多次读过《新民主主义论》，可是有一个地方直到现在还总是弄的不太明白。那是毛泽东主席在谈到1927年到1937年这一个革命时期说过的一段话。他说：“这一个时期，有两种‘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其中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么？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这个问题，在下的确也曾经“深长思之”，却始终得不到完满的答案。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有过一段大家耳熟能详的毛主席语录：“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九月）也是在那个时候以后不久，六十年代中期，马快就被号称为副统帅的林彪也学舌讲过：“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秆子。”（《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这些话，都很扼要的说明了造舆论的重要性。可是，这方面要造舆论，那方面也要造舆论，为什么那方面就造不过这方面？何况，这方面还是在“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的呢！可偏偏就让那方面“一败涂地了”，您说怪也不怪。。。。。。
今天，在《北京青年报》上看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春瑜先生在其演讲稿中写到，蒋介石也不是不懂得要造舆论的重要，而且他好象还挺内行，似乎研究得也很明白。他说：“舆论算什么呀，我拿100万美金去办几张报纸，要什么舆论有什么舆论。”其实，当年他也并不是没有这样干过，可是，为什么他就做不到“要什么舆论有什么舆论”呢？
仔细琢磨一下，的确，只要有美金，或者别的什么名目的金钱，舆论是不难造出来的。只是这样造出来的舆论，究竟有多大用处呢？也是在今天的《北京青年报》上，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朱明德同志对该报记者说的一番话，证实了在下的上述猜想。他说，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文艺批评界“屁股决定嘴巴”的现象比较突出。“屁股坐在哪儿，往往取决于钱在哪儿。但是，有的作品吹得再好，就是吹不出来，可见‘吹捧’性评论是无益的，却起到了‘浮云遮望眼’的作用。”这些话，说的够明白的了吧？不过，他这番话是说在他受命筹建文艺批评家协会之际：“拟团结一大批负责任的文艺批评家”，“‘园丁式’的批评家会爱护艺术家的创造，深知艺术规律，指导、引导创作。”这种良好的愿望，能不能实现？也不能不使人存疑。因为，这种办法仿佛也是中外古今屡见不鲜的诸多造舆论方式中的比较被重视的项目之一！
在史无前例之时，人们见识过大造舆论的威力；可是，在史无前例之时过去以后，那威力便忽然变的那么无力，这也是人们不容易忘记的。连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前后的文化“‘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的鲁迅，此时也何足道哉了！甚至于其人几乎要从旗手变成凶手，其作品也纷纷被驱逐出大中小学的教科书，而那理由竟然被怀疑为会误人子弟！可见，造出来的舆论，也是不堪一击的。不论过去，不论现在，概莫能外！不信您就拭目以待，留个心眼等着瞧瞧。
那么，什么样的舆论才能够避免“不堪一击”，“一败涂地”的命运呢？这也的确是值得“深长思之”的！
记得，早在1925年末，毛泽东在广州创办《政治周报》的时候就讲过：“《政治周报》的体裁，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于反革命宣传的辩论。”“敌人说；‘广东共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内哄’。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勾联俄国丧权辱国’，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治下水深火热民不聊生’，我们说：‘请看事实’。”（〈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五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22-23页）
好一个“请看事实”！
“请看事实”，就是后来毛泽东在四十年代讲的，“我们应当把世界进步的情况和光明的前途，常常向人民宣传，使人民建立起胜利的信心。同时，我们还要告诉人民，告诉同志们，道路是曲折的。在革命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物，还有许多困难。”（《关于重庆谈判》，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四卷第1163页）
“请看事实”，也就是后来毛泽东在五、六十年代间讲的，“宣传的时候要作得恰当，要实事求是，对情况的估计，分析，应该是好的就说好的，坏的就说坏的，有多大程度的缺点就说多大程度的缺点，不要夸大。”（《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497页）
“请看事实”， 也就是后来毛泽东在将要进入七十年代前讲的，“我们应注意自己的宣传，不应吹得太多，不应说得不恰当，使人看起来好象有强加于人的印象。”（《对外宣传不要强加于人》，一九六七——一九七零年。《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431页）
归根结底一句话：“实事求是”！
许多同志都知道，毛泽东对“实事求是”有过自己经典性的诠释。那就是：“‘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然而，这样求得的是，是不是就是是了？这样引出的结论，是不是就是正确的了？那个是，那个结论，其是非，其正误，又由谁来评判、界定呢？传说，武则天要在死后立个无字碑，由后人来评定她一生的功过是非。也许，这是她对自己的功过、褒贬，顽固地持有高度的自信。其实，她又是极不愿意或者说干脆拒绝由她的同代人来给她盖棺论定。我们革命者，无须这样去做，只把信任和希望寄托于后来者。既然，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那么，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判定世界历史的法官。既然，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那么，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就应该成为衡量是非成败的最高标准。换句话说，舆论，并不是造出来的。那些让人心服口服的、点头认可的、完全接受的、举手拥护的舆论，都是从人民的心里流露出来的，生发出来的；都是人民群众心声的反映，都是人民群众人心之所向。难道到您没有听说过：“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口碑，口碑，老百姓心里不这么想，嘴上是不会念叨出来的！所以，在群众眼里，所谓舆论也者，与廉价广告无疑，与无边吹牛无疑，皆无济于事，或甚至于贻误正事。
以新近的不久前的一些事情为例来说吧！我们有过那么一段日子，盛行市场拜物教、利益最大化导向，等等。于是，大造其舆论，大搞其“产业化”：教育产业化，医药产业化，居住产业化。。。。。。诸如此类，多了去了。化者，光辉充实谓之也，彻头彻尾之谓也。产业化的结果如何？对不起，化的好象不咋的！教育，现在正赶上家长指责学者抱怨纷纷扬扬发出抗议提出改进要求了。医药，也正在出台新的加强公益性的保证人民群众看病救命的医保制度。（依照作家陆天明在2010/04/08《人民日报》上所写的裁决是：“我们的教育、医疗发展已经走了‘产业’花的弯道路了。”）而居住呢，地方机关从农民手中低价征地，房地产商向居民高价售房，在一方出现巨贪的同时在另一方也出现了巨富，人民群众心里是否都在骂娘，我们不能乱猜却可以想见。估计不久的未来，此种产业化再不更动再不改变也大概是不行的了，除非为人民服务不再是我们行政、建国的宗旨！还有的地方一再宣示要建设世界级城市，而当地城管人员却不断在驱赶以至殴打小本经营赖以谋生的小商小贩。有的研究机构借口统计方法之不完备、没有与时俱进，极力淡化被众人诟病的劳动报酬份额在国民收入总额中大幅度下降的倾向。为了要扩建公路不惜穿毁古迹而过，却大讲其必要性和无法避免论。为了当地发展旅游业获得无烟经济效益，公然把史无其人的淫棍形象西门庆搬出来大加宣扬。。。。。。如此这般地造出来的舆论，能让人看的过去听的进去么？须知，人心的向背，是造舆论所造不出来的。众人心里有杆秤。公道自在人心。真善美，假丑恶，谁也混淆不了，谁也忽悠不了。捣鬼有术，而效果有限。胡说八道，掩耳盗铃，指鹿为马，鸠占鹊巢，。。。。。。等等，那是成不了气候的。也许，出于不便明言的缘故，由于不好抗拒的力量，有些被造出来的舆论，得以流布于一时，传播到各地，但是，谎言、谬语终将被事实和时间粉碎、泯灭。民，可以载舟，也可以复舟；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造出来的舆论在这个历史的铁律面前，命运也不能不如此。这自古皆然，主事者是可不可不察的啊！
很可惜，现在，请看事实的做法，实事求是的作风，都悄悄地远远地离开了我们诸多在媒体上和机关里工作的同胞。
遥想当年，在文化“围剿”中，鲁迅却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用显微镜和望远镜观察社会。他看事实，他实事求是。他看的真，也望的远。在那风雨如磐的年代里，他和他的战友们从中国的现实从社会的实际出发，站在绝大多数的老百姓一边，和人民群众心连心，同命运，共呼吸。他无情讥讽那些攻讦他的人说：“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高超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他理直气壮而又光明正大地公开宣告：“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牺牲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且介亭杂文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他自己也“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成了一棵独立支持的大树，而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就站在革命战士们的血迹中，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不妥协地坚韧地反抗着呼啸着前进，向着真理和自由的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他的骨头是最硬的，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一向藐视金元和指挥刀，大无畏地摆事实，讲道理，用他那一支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在文具店里被俗称为金不换的毛笔，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画出了帝国主义的鬼计；呼出了人民的心声，喊出了群众的心愿。他“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当他不幸去世之时，当政者不予理睬，弱势群体却在他的棺木上披上了书写着民族魂仨字的大旗，沪上万人空巷为之送殡。。。。。。在如此这般的“处于毫无抵抗力”的态势下，千方百计、横冲直闯地希冀“要什么舆论有什么舆论”的“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那还会有什么疑问吗？
想到此处，在下的“深长思之”，论证仿佛就能有点眉目了。这也是我近日颇为高兴的一件事。
（2010/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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