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钱理群有篇文章——《活着的理由和活法》，讨论的是英国大戏剧家莎士比亚笔下的丹麦王子的著名命题的中国回应。文中谈到了鲁迅的《孤独者》中所提出的三个层次的“活着的理由”：为自己活着，为“爱我者”活着，为“敌人”活着。—— “活，还是不活，这是一个问题。”
不错，生命诚可贵。国难当头，有人变节叛变投降做汉奸了，有人“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我们的前辈在90年前，为什么能像雄鹰一样‘飞’到欧洲去倾听大革命的余音流响，‘飞’到苏俄去领受工农革命的风暴？为什么会有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抛弃殷实富裕甚至毁家纾难而走进山林建立革命武装？为什么一批纤弱的知识分子能组织起千万民众用热血托起沉沦的大地——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要好好生活！即便你的敌人剥夺了你“活着”的一切理由，又不让你“不活”，让你长时期地处于“不死不活”，“活着等于死”的状态。但毕竟还有爱你的人啊！真、善、美、爱、信仰，这都是你活着的力量的源泉。你不能死，你死了你的敌人就高兴了，为了让他“不高兴”，所以要活，还要好好的活。与其“坐以待毙”等死，不如“反抗绝望”求生。
李敖曾说：“我在台湾有很多敌人，但现在他们都死了，只有我活着，所以我一有空就到他们的坟头小便，羞辱他们。”他是用时间的长度成就生命的深度。司马懿熬死了曹操，熬死了曹丕，熬死了曹睿，熬死了诸葛亮、孙权，大家都死了，“剩”者为王。当然我不是要你摇尾乞怜，若没了尊严，那不如死了。所以屈原投江了，史可法自刎了，谭嗣同宁死不逃生。
鲁迅本是学医的，之所以弃医从文，是从汉奸那看不出了祖国的希望。肥大没有用的，精神、信念才是第一位。在《<呐喊>自序》鲁迅解释道：“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鲁迅并不希望被人牢记，他亟盼 “速朽”。唯其如此，他所热爱的中国才有希望，而他终其一生猛烈抨击的国民“劣根性”，才会随着他的“匕首和投枪”一起“速朽”。然而，孰能料到，鲁迅写的就是现在呢？不但没能“速朽”，还获得了“新生”。致使遭人嫉恨，教科书上的文章一删再删。社会奴性依旧，兽性十足，“羊样的凶兽，凶兽样的羊”，“不必会做事，只要会磕头”。 “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的看客，麻木与冷漠并没有改变，子孙兴旺、瓜瓞绵绵；粉饰太平的“十景病”及“团圆主义”也仍然流行； “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的时候早到了”，但是，君不见坊间与银幕上，仍假面横行，虚张声势，一代不如一代。——活着正有滋有味呢。
不过，也有“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真的猛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2009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13个人中就有一个，13人行，必有精神病焉！这才是恐怖！是谁让他们得了精神病？多起幼儿园和小学生被屠杀事件值得我们深思，还有前年的被称作义士的杨某。一个国家这么多精神病，显然是社会出问题了。况且，据现有报道来看，大部分作案者，作案时神志非常清醒，属于清醒的疯子。也就是说，疯子不疯。鲁迅借狂人之口，控诉了封建的罪恶，而今天的疯子的行为，是时代的悲哀。
为了理想，为了追求，多少人在现实生活中彷徨、痛苦、郁闷？相反，多少人在“把安逸和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尽管爱因斯坦把“这种伦理基础”叫“猪栏的理想”。好人不能说没有，坏人也多，不然打什么黑扫什么黄？天上人间、希尔顿曾经多么地光彩照人，谁知道全是腌臜龌龊的勾当！小人造谣污蔑落井下石，把好人逼疯，还用手指着说：活该。郑民生遭遇了太多的冷漠和无视，学生之死跟那些人就没一点关系吗？
我们不但要活着而且要好好的活：为自己、为“爱我者”、为“敌人”、为理想、为信仰……“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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