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１０年春节一过，转眼就到春暖花开的四月天了，聂元梓８９岁的生日就在这时候。按照中国人“过九不过十”的传统，也就要迈入她“九十初度”的岁月了。对一个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曾经大红大紫、但又大起大落的人物来说，好像早已经已经盖棺论定了。但在民间，她并没有被历史尘封，依然是一个被屡屡提起的话题。对自己的政治生涯，聂元梓说，她自己经常会扪心自问，我怎么会成为反革命呢？我１６岁就参加革命了，可以说是南征北战，出生入死，我父母兄妹全家十一人都在为党工作，两个人壮烈牺牲，６个人坐过敌人的监牢。父母将全部家产都捐献给国家，至今我们家的房子还办着学校，中共河南滑县县委就是在我家成立的，历届县委书记包括赵紫阳同志都是在我家里办公。参加革命后，我就抱定了为党牺牲一切，甚至包括自己的生命，怎么会产生反党思想和参与颠覆国家政权的活动？
聂元梓认为，不是要提倡反思吗？但全民族都要反思，要双向反思，对的不可能全对，错的也有其历史原因。她说自己９０岁了，前４５年只知道跟党走，路走对了；后４５年也是自觉跟党走的，没想到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看看今天的社会现实吧，经济是发展了，日子是好过了，但官场贪腐、贫富悬殊、触目惊心，以党心、民心来看，难道说能比４０多年前的社会状况更好更公平吗？过去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打倒”和“砸烂”一切固然不对，可对革命的原动力来说，包括文革，不也是因为有官僚主义的存在和社会不公的因素而引发的吗？
近距离观察，虽说是年届九旬的老人了，但聂元梓的思维还很清晰，她说，直到今天，自己才深刻地悟出一句名言的真谛：历史永远是胜利者和权力者写就的。她解释参与文革的动机，“我当年来北大，是大哥聂真与陆平联系的，我与陆平本人并没有个人恩怨。”所以，对“何其好也”的那张大字报来说，它的恰逢其时的出笼以及所产生的疯魔般的效应，绝非今天一再重复地“造反”二字所能涵盖的，这里面既有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中央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和“防修、反修”伟大号召的正常反应，也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在北大历次运动中所造成的积怨爆发所致。这多种合力的结果，才有了“第一张大字报”的出世。
按照官方的说法，十年文革等同于十年浩劫、十年梦魇。可是发动者为什么还是万众景仰的“英明领袖”；党还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举手赞同文革的有些领导人反倒成了受害者、甚至还要加害别人。一个国家与一个党的错误，能否就这样利用 “政治替罪羊”审判方式，轻而易举地算在几个“造反派”身上。这样刻意营造的一种的历史记忆？距离客观公正又有多远？现在不是天天说要尊重历史、还原历史吗？尤其是亿万民众所亲历过的文革史，更不应该是任人随意来曲解的，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
一经回首往事，每每心有不甘。９０初度的聂元梓又说了一句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只要我活着，就会继续申诉，不为别的，就是觉得自己这辈子太冤，９０岁的人了，不知道还能有几天活头，说实话的日子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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